【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德国总理默茨结束访华行程回国后，德国社会的“对华关注”并未随之降温，中国议题依然高频出现在各大主要媒体上。

诚然，中美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一格局恐怕难以改变。然而，正因为这组关系充满不稳定性，中德（乃至中欧）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显得愈发重要。

在过去几十年里，德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与变化。默茨政府虽然提出新的政策基调，有意回归“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已经消失。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定，德国自身也面临诸多内外挑战，因此其对华政策未来仍可能继续调整。

提到德国政治人物，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数默克尔，对施罗德、施密特、勃兰特、科尔、根舍等名字也可能有所耳闻。但谢尔、班格曼、金克尔、韦斯特韦勒、罗斯勒、林德纳这些名字，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些人，与根舍一样，均出自德国自由民主党（FDP）。

本文从这个“小党”切入，并非要讲党史，而是因为它既是“造王党”，又是“墙头草”，长期掌管外交部，对德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战后废墟中升起的“小党新星”

1933年纳粹上台后，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为契机，逐步取缔所有其他政党。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盟军为防止纳粹势力死灰复燃，对占领区内的政治活动实行严格管控，在初期阶段甚至禁止一切政治组织开展活动。

随着党禁逐步放开，一批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SPD）和德国共产党（KPD）这样的左翼力量，很快恢复活动，并顺理成章“重续前弦”，与本党在魏玛共和国乃至更早时期的历史传统重新衔接起来。

相比之下，保守派阵营则多选择另起炉灶。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党（Das  katholische Zentrum）由于其鲜明的天主教背景，难以吸引新教信徒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很快便被新成立的跨宗派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所取代。

战后解禁后德国各党的竞选告示

自由主义则是现代政治运动中最古老的思想传统之一，起源可追溯到启蒙时代。战后，这一政治传统在西方三个占领区内经过整合，最终组建为“自由民主党”。该党秉承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将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视为政治核心，同时在经济上支持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秩序。

作为一位博学的人文主义者，自民党首任主席、后来出任联邦德国总统的豪斯（Theodor Heuss），对中国文化、哲学与历史抱有浓厚兴趣。他在书信和个人笔记中多次表达对中国悠久文明的钦佩。然而，由于冷战格局的制约，属于西方阵营的联邦德国在战后头二十多年里，始终未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联邦总统豪斯与夫人（1949年）

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虽然最终得到化解，但世界与一场核战争擦肩而过的历史经验，给东西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华盛顿和莫斯科由此更加意识到对话与军备控制的重要性。1963年，美苏两国建立了著名的“热线电话”，以降低误判和意外冲突的风险。

1969年爆发的“珍宝岛事件”，则使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从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升级为直接的军事对峙。这一变化迫使莫斯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与欧美国家的关系，以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同时，苏联经济增长日益乏力，也迫切需要来自西方的技术、资金和贸易来推动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希望苏联能对北越施加更大影响。尼克松上台后，一方面承认苏联的核大国地位，另一方面积极通过谈判推动美苏关系缓和。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提出了旨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从根本上突破了战后长期主导西德外交的“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Doktrin）——即拒绝与承认东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类似中国的“汉贼不两立”概念。

理论上，这一“新政”所面向的政治意义上的“东方”，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鉴于西德处在美苏冷战对峙的最前沿，勃兰特采取了“先苏联、后中国”的现实策略，首先着力缓和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

当时针对苏联的“以接近求改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后来被改编为对华的“以贸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可见，西德对苏与对华外交在重点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以政治关系和安全问题为核心，尤其涉及两德关系与欧洲安全；后者则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之上。

自民党：德中建交和深化关系的重要推手

出生于手工业家庭、长期在工业界打拼的谢尔（Walter Scheel），在担任德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期间，支持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推行缓和政策，并促成战后首次“红黄联盟”（Rot-Gelb-Koalition）政府的成立。此后，在相当长时期内，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职通常由自民党主席出任。

谢尔1972年访华时登上长城 图源：Heinrich Sanden / picture-alliance / dpa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撬动了冷战格局中的重要地缘政治板块。同年10月，西德外长谢尔访问北京，并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双方长期合作的新阶段。

作为谢尔在党内和政府职务上的继任者，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在德中关系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了尤为关键的作用。他不仅积极推动对华关系的发展，也致力于将中国逐步纳入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体系。在其长期外交实践中，对华政策大致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推动战略合作与开放交流

根舍持续推动双边关系深化。1988年，在他的推动下，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对中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态度表示感谢

柏林墙倒塌并最终实现德国统一后，根舍在1990年公开感谢中国领导层在这一进程中给予的“持续支持”（beständige Unterstützung）。

务实外交取向

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根舍始终坚持务实的外交路线，强调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他常常将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结合起来，例如在1977年的一次访问中，双方达成了价值约1.4亿马克的管道供货协议。

注重全球战略视野

根舍较早意识到中国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国将成为21世纪全球政治与经济的重要力量之一。

强化经济合作

在他的推动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扩大，经济合作逐渐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

今天，中国社会普遍肯定前总理默克尔在推动中德关系发展方面作出的贡献。然而，她执政初期对华政策并不友好。2006年她首次以总理身份访华时，虽然经贸合作仍是重点议题，但人权与知识产权问题也被她搬上桌面。2007年9月，她在联邦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这一举动一度使中德关系陷入低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被套在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头上的“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其实正是源自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默克尔。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新疆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中国政府随后采取措施恢复社会秩序。围绕相关问题，西方社会一度出现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声音；德国政府虽然没有参与抵制，但默克尔最终没有出席开幕式。

此时的根舍已退出一线政坛，仅担任自民党名誉主席。但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明确表示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并强调：“欧洲和德国在克服自身分裂这一艰难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本应使我们相信，对话与合作始终是更好的道路。而在当今这个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