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论”——以中美的亚洲利益为例

那么，“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的不适用于中美关系？

我们暂且不去纠结艾利森教授在书中例举的那些历史案例是否贴切，因为时移世易，我们终难找到能严丝合缝对上的例子。实际上，这些理论和案例更像星座算卦，每个人似乎都能从中看到符合的方面，也能看到不符合的地方。

我们暂且也不必把这个理论放到世界范围内去检验，因为把一个尚不能算作国际强权的中国与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球霸权美国放到这个语境中去比较，“陷阱论”会显得相当牵强。

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全球战略，但尚无力全球布控。若要说中国已经在这么广的范围内对美国构成“威胁”，恐怕不是危言耸听，就是别有用心。

所以，我们不妨把中美关系放到东亚地区去检验，或许更容易判断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否适用于中美关系。

1）中美在东亚的自我定位

中国屹立亚洲东方，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搬也搬不走，挪也挪不动。

历史上，中国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曾对东亚地区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今，无论是先进的日本和韩国，还是发展中的东盟诸国，虽然都强调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却无法否认中华影响的作用。

因此，“中国梦”所要振兴的就是曾经对东亚和世界有过不小影响的中华盛世。不仅如此，在大部分中国人（包括领导人）的心目中，中华对东亚的影响虽然时弱时强，但基本没有中断过。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说：东亚是中国的传统“地盘”。

但实际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早就出现断层。抛开16世纪早期麦哲伦对菲律宾的殖民尝试（他本人亦在此地被土著人砍死）以及葡荷殖民者对马来西亚的控制、17世纪初荷兰对印尼的殖民、17世纪上半叶台湾44年的荷西时期不算，从1839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近代塑造和影响东亚的首先是欧美殖民列强。

后来，崛起的日本想以亚洲国家身份将欧美影响赶出东亚，结果失败。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亚洲东部除中国、北朝鲜和印度支那三国之外，其他均在美国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它们中的许多国家与美国都保持着军事同盟关系。

中国重新对东亚产生影响则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事情了，而且，这种影响或吸引力更多不是通过政经和军事实力或理念输出赢得的，而是通过开放后的市场而产生的。

因此，虽然中国从认知上觉得东亚是自己的传统“地盘”，但除了两次热战之外（朝鲜战争和越战），它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未去触碰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和地位。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的豪迈心气渐渐消退之后，中国看清了自身与美国悬殊甚大的力量对比。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这份清醒带来的产物。

那个时候，再有想象力的美国人恐怕也不会勾勒出一幅中国在短时间内赶超自己的画卷，艾利森教授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陷阱论”，肯定会被人耻笑为“杞人忧天”。

2）通往陷阱的路径

本世纪初（2001年）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成为改变中美关系的里程碑：一个是基地组织（al-Qaida）在9月11日对美国本土发动的恐怖袭击，另一个是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

此后的几年中，美利坚带着若干“铁哥们”忙着在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等地剿灭恐怖主义，为“9·11”雪耻。中国则在新融入的资本大家庭中学着如何走路、快行和跑步，“闷声发大财”。

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对自己在东亚的话语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地缘野心”无关，而是实力的自然流露。直到中国在千禧过后的第十个年头接受日本倡导的所谓“东亚共同体”设想后，情况才急转直下。

以下列出的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清晰地描写了通往“陷阱”的路径：

2004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形成的“ASEAN+3”（东盟10国+中日韩3国）峰会框架内，中日韩启动三国政府首脑不定期磋商机制。

2005年，“10+3”吉隆坡峰会上首次明确以“东亚共同体”为中心议题。

2009年，中日韩领导人北京峰会期间，敲定了未来合作的大方向：共建“东亚共同体”。

2010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就中国舰船在宫古海峡公海训练一事，公开指责中方，力挺日本；8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明确表示：“钓鱼岛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而《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声明，该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的领土；9月，沉寂多年的“钓鱼岛”领土纠纷因撞船事件而突然爆发。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APEC峰会上高调提出“转向亚洲”战略。

2012年3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设想；6月，美国防长帕内塔（Leon Panetta）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Asia-Pacific Rebalance）；9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决定以政府名义购岛，使钓鱼岛国有化，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2013年，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再由时任法庭庭长的柳井俊二（对华强硬的日籍法学家）任命仲裁人对中国提出仲裁案。

2014年4月，“美国-东盟防务论坛”在夏威夷召开，美国首度以东道主身份主办美国与东盟之间的部长级非正式会议；5月，中国外长在上海“亚信会”第四次峰会上提出“亚洲事务应由亚洲国家主导”的理念。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东亚共同体”——这个由日本倡导、韩国积极推动和中国最终接受的“未来畅想曲”给美国敲响了来自远东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