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按照传统理解，汇率升值往往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进口；贬值则效果相反。因此，当前存在一种担忧：人民币升值表面上是利好，但可能导致出口承压、就业受冲击，反而不利于经济修复。

然而，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现象：今年11月，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贸易顺差，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从您的视角看，尤其是在疫情后欧美经历大通胀的背景下，应当如何理解这种“人民币升值与顺差扩大”并存的现象？有一种观点认为，欧美在疫情期间遭遇巨大冲击，竞争力受损，反过来增强了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这种解释是否成立？再加上国内正在推动“反内卷”，人民币升值是否有利于这一趋势？

杨长江： 我认为讨论人民币升值，关键还是要回到两个层面：它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冲击有多大？我们是否仍处在必须依赖汇率优势的发展阶段？

您刚才提到的“升值会对出口产生压力”，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结论。但问题在于，这一结论的有效性及其影响程度，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高度相关。关于汇率低估是否一定有利，其实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有一种观点认为，货币越弱越好，越能保住出口和就业。但如果一个货币贬值过度、低估明显，它对经济到底是“良药”还是“毒药”，是有分歧的。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其实无需对人民币升值过度恐慌，因为我们已经逐渐告别了将汇率作为经济发展“决定性工具”的阶段。这个判断，我可以借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来佐证，很多人称之为“新论”。

传统的主流看法，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倾向于认为汇率作为价格信号，最好不高估也不低估，由市场自行走向均衡水平即可。

但罗德里克在研究中国、东亚等经济体发展历程后，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另一套逻辑。他认为，对于许多仍处于经济追赶阶段、尚未跨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而言，适度的汇率低估反而可能是有利的。

因为处于相对落后阶段的经济体，内部往往存在各种深层扭曲，包括市场分割、要素错配、制度摩擦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汇率低估本身也是一种“扭曲”，但它可能起到一种“以毒攻毒”的效果，即用一个可控的外部扭曲，去对冲内部那些更顽固、更难改革的扭曲，从而为产业赢得一点额外的竞争优势。

今天中国已经跨过了这个阶段，我们的收入水平、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都决定了我们不必再依赖低汇率保住竞争力。我们已经跨过了人均1万美元的门槛，在全球一百多个经济体中，发展水平处于“中间偏上”，而非过去那种明显落后的状态。我们不再需要将“汇率低估”作为核心的竞争手段来使用。

而且，从最近这些年的现实表现看，中国也有能力消化升值压力。首先，从出口结构看，中国的竞争力近几年发生了质变。我们依靠超大规模市场、对实体产业的系统性支持、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再叠加完整的产业配套、产业集群和工业体系，在疫情后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疫情三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完成了升级

疫情三年之后，许多国家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制造”的能力边界。外部看待我们，有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意味。所谓“新三样”中的电动汽车就是其中的代表。但事实上，我们不仅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在传统燃油车的体系能力上也已经变强了。

更广泛地说，中国正在进入许多原本被西方视为“自留地”的高端领域。过去他们希望我们从事低端环节，他们自己占据高端，各得其所；但当中国也开始进入高端领域时，他们心理上准备不足，政策上便开始围堵。这就是贸易战、技术封锁的底层逻辑：试图阻止中国沿着产业升级的路径向上攀升，但这实际上很难阻挡。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许多出口产品已经不再完全依靠“价格优势”，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价格优势：包括质量、供应链的稳定性、规模效应、迭代速度和工程化能力。这些优势都不是单靠货币贬值就能换来的。

当然，我也必须补充一点：升值对于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行业确实不太友好。中国也不可能“全做高精尖”，这不现实。我们是一个大国，就业结构决定了中端、低端乃至一部分更低端的产业仍然需要保留，因为它们对吸纳就业至关重要。

但即便在这些传统行业中，中国近几年也经历了更为严峻的考验。来自贸易战的冲击，实际上比汇率升值带来的冲击更为猛烈。贸易战迫使我们一方面继续提升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将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全球布局：很多生产环节不一定都集中在国内，而是以中国为核心，去组织一个更分散、更具韧性的全球生产网络。

像玩具、纺织品这些“老行业”，经历的正是一次结构性的重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凤凰涅槃”。我们并非依靠“压价硬扛”来保住市场份额，而是通过供应链的重构来对冲外部政策冲击。

在这方面，中国的一个优势在于：全球价值链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板块——美国及其主导的体系、欧洲体系、中国体系。中国体系的腹地非常广阔，尤其是东盟地区，它对于中国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外溢至关重要。东盟本身也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它既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也帮助中国分散外部压力。

因此，贸易战那么大的冲击我们都扛过来了，今天面对汇率升值，就不必像十年、十五年前那样“喜忧参半”，反而可以更坦然一些。但您后面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既然我们能承受，那人民币是不是就应该快速升值？我的回答是：不应该。

对中国最理想的状态是：长期、缓慢地升值。第一，在方向上可以升值，但节奏要慢。第二，我们所说的“升值”，其本质更应该被理解为实际汇率的升值：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物价水平、工资水平逐步抬升，中国的东西就应该更“贵”一点。这是正常的经济发展和追赶逻辑。

但如果名义汇率出现急升，外部会带来“超调”，内部扭曲会被放大，市场预期很容易自我强化、自我实现，形成循环，金融市场就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预期成为共识，那么会产生相当强大的趋势性需求，给外汇汇率造成极大压力

前两年市场还在炒作“破8”，现在又开始炒作“全面进入6时代”。人民币汇率进入“6时代”或许并不奇怪，但如果不加以适当管理，市场可能很快就把预期推到“5时代”，那就比较麻烦了。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

上一次关于“人民币严重低估”的争论最激烈时，大概是2005年汇改前后。当时美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外部舆论也与今天相似。那一轮启动升值后，曾阶段性地升值过快，市场一度出现“破6、冲5”的预期，汇率开始显现高估迹象。再往后到2015年前夕，我们又经历了“升值过快—预期反转—市场炒作”的链条，2015年8月的汇改正是在那个背景下发生的。简而言之，汇率急升的代价很高。

因此，在外部存在炒作压力的环境下，我们对名义汇率的升值必须保持谨慎。再补充一个更本质的观点：即便要实现实际汇率升值，也不只有“名义汇率快速上升”这一条路。还有另一条路径，是通过内部改革，让工资、物价在更健康的轨道上逐步抬升。名义升值与国内物价上行，都能推动实际汇率升值，两者在效果上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升值的主渠道应该是推进内部改革，包括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治理“内卷”、减少要素市场分割、让工资更合理地增长、让价格体系更真实地反映成本。您看，为什么工资上不去、“内卷”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些深层问题如果得到解决，中国的发展成果更多地由我们自己享受，物价和工资水平自然会上一个台阶，这也是一种“升值”，而且是更稳健、更可持续的升值。

所以我们不必将这一轮升值简单地理解为“利好”或“利空”。关键在于节奏管理：可以升值，但要缓慢；更重要的是，通过内部改革，将实际汇率的上升建立在更健康的国内经济结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