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体系要素影响下的俄朝合作

（一）国际体系权力格局下的俄朝合作

体系要素决定了俄朝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首先，权力分配制约了俄朝两国政策的合作深度。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内容包括限制高层领导入境、冻结海外资产、禁止俄罗斯银行进入欧洲资本市场、限制能源贸易及实施技术封锁等。

2024年6月24日，欧盟批准第14轮对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转运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首次禁止在俄罗斯以外的欧盟银行使用俄罗斯央行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以及禁止与俄乌冲突有关的船只进入欧盟国家港口等。欧盟的新一轮制裁对俄金融系统造成了一定冲击。俄罗斯专家认为，针对SPFS的制裁可能导致一些非欧盟银行退出俄罗斯支付系统，新的参与者也可能因担心被列入黑名单而拒绝加入SPFS。俄罗斯银行与外国合作伙伴之间的金融信息传输能力将因此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美国于2024年6月12日扩大了对俄二级制裁范围，对莫斯科交易所和俄罗斯国家清算中心采取了限制措施。美国的金融霸权使其可以将任何与已受到制裁的俄罗斯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往来的银行纳入黑名单，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对俄罗斯的金融封锁力度。

作为对制裁的回应，莫斯科交易所发表声明，宣布自2024年6月13日起停止美元和欧元交易。而在2024年12月16日，欧盟通过的第15轮对俄制裁措施则进一步对俄朝合作施加了体系压力，朝鲜的两名高级官员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内容涉及资产冻结、旅行禁令等。这可以被视为欧盟对俄朝合作给予的回应。

目前来看，在美西方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显示出了较强的韧性，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日前宣布，2024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制裁的累积效应仍然对俄朝经贸合作构成潜在风险。由于国际贸易有赖于全球市场，而非零散分布的双边贸易协定，所以美西方的金融和政治孤立措施，实际上使俄朝两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了。尽管俄罗斯正在制裁背景下寻求建立以新兴市场国家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合作网络，以替代逐步紧缩的美西方市场，但新兴市场国家却也普遍不希望二级制裁对本国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此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体量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增加。

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1—8月俄罗斯进出口贸易额较2023年同期减少2.33%，为4560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朝合作的经济基础，也对合作的安全性与长期性构成了潜在挑战。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称，美国将持续加强针对俄罗斯和朝鲜之间贸易的制裁，以最大限度遏制俄朝伙伴关系的发展，同时继续加强与韩国和日本的联盟关系，扩大美日韩三边合作。因此，尽管俄朝合作的主观能动性显著增强，但是由于国际经贸环境的剧烈变化，俄罗斯与朝鲜开展大规模经贸合作仍然面临较大挑战。

其次，朝鲜在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有限性将极大限制俄罗斯对朝政策的外溢效应。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导致朝鲜的主要商品无法出口到全球市场，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能源以及工业产品等的进口也受到严格限制。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受美西方制裁影响，俄对外贸易的方向开始转向东方，这为俄朝经贸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机遇。

据俄联邦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1—7月，欧洲国家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份额由2023年同期的23%下降至16%，亚洲国家和地区则从70%上升至7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罗斯对外贸易出现了明显的东转趋势，但是朝鲜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仍只是较小的一部分。据统计，2023年俄朝双边贸易额达3440万美元,但是相比俄罗斯2023年7102亿美元的对外贸易总额,所占比重仍然十分有限。

此外，随着俄罗斯经济在制裁背景下开始出现结构性转型，朝鲜的国家实力以及技术水平的局限性使其很难成为俄罗斯所急需的电子元器件、机电产品、汽车和化工产品等关键原材料和设备的进口替代方，所以也就无法成为俄罗斯能源合作转向亚太市场的承接方。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以朝鲜为连接点打通东北亚能源和运输通道，试图以此助力俄远东地区振兴发展的远期规划，短期内显然也不具备可供操作的外部环境。因此长远来看，朝鲜在俄罗斯“东转战略”中的经济领域所能起的作用仍然有限。

2024年6月19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前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并进行交谈。朝中社

（二）地区安全制度转型下的俄朝合作

东北亚地区安全制度的转型过程对俄朝合作有着重要影响。作为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组成要素之一，俄朝关系的发展前景也是由地区安全制度转型所决定的。如何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东北亚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地区内大国博弈与多边合作机制构建助推形成的制衡关系，以及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都是推动东北亚地区和平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

首先，东北亚权力结构正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的趋势演变。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呈现出了包括中俄合作、中日韩经贸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美日韩三边关系同盟化、俄美战略竞争在内的复杂局面，而这必将导致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合作框架发生转型。大国博弈与多边合作机制构建助推了东北亚地区不同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利益交叉，使该地区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制衡关系。

对中国而言，与本地区国家在政治领域建立成熟的伙伴关系网络，在经济领域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夯实经济合作基础，同时继续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从而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是重要的战略目标。因此加强与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寻求互利共赢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要政策考量。

对美国而言，通过对地区国家实施市场准入和美元结算限制、技术援助与遏制、主权干涉与政治施压、意识形态渗透、军事结盟与基地驻军等政策来影响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局势,是其东北亚战略的主要内容。因此，近年来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明显加快了美日韩三边的同盟化进程，并持续对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采取干预措施。

虽然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政策偏好有所差异，但也应当承认，正是这种差异性推动了地区合作制度的多样化发展，而东北亚地区内的其他国家与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安全领域的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使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合作框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以中日韩合作为例，2024年5月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中日韩工商峰会释放了三国合作全面重启的积极信号。中日韩合作关系是打破地区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三国合作有利于缓解东北亚地区向阵营对立发展的紧张趋势，从而推动本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地区合作环境的稳定以及地区国家间复杂且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利于俄朝合作在现有地区安全架构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从而成为地区稳定的积极因素。

其次，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是推动东北亚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中国作为体系大国，对于助力东北亚地区突破发展困局、推动东北亚地区安全制度和平转型、避免地区阵营对立局面形成能够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而“三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推动东北亚地区结构乃至国际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重要方式。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给出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支撑，为世界带来了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其追求的是打破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间的等级之分，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进而使得全球治理体系匹配和适应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发展。

“三大全球倡议”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其背后蕴含着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念。在全球治理路径上，“三大全球倡议”坚持发展治理和安全治理协同推进，并使之相互促进；在全球治理价值上，强调以文明包容互鉴建构全球发展、安全治理新理念；在全球治理机制上，统筹发展、安全与文明，强调不同治理机制的联动性和综合性。这种国际秩序观在东北亚地区表现为中国主张促进东北亚地区合作共赢，推动地区和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全球发展倡议可以化解资本异化造成的时代裂变，全球文明倡议可以化解国际体系权力东移带来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激荡，全球安全倡议则可以化解大国博弈带来的地缘政治对立与冲突。

在“三大全球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将继续在东北亚地区坚持奉行和平发展的战略理念，这对促进和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作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中国合作共赢政策的延续，也对缓解地区安全焦虑、提升俄朝合作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可知，正是由于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防务关系和经贸往来，才有效避免了地区内形成兼具高度单一性与紧密性的双边关系，进而缓解了地区内出现战略围堵与阵营对立的风险。值得强调的是，俄朝合作仍然基于现有的东北亚地区安全架构，而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则为东北亚地区安全制度的和平转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不仅对于规避地区安全困境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还有助于推动地区各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实现合作共赢。

五、结论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朝关系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因此对俄朝合作演进的原因以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成为当前分析俄朝关系的重要议题。实际上，俄朝合作的背后蕴含着复杂的作用机制，即国内层次、国家层次、体系层次要素共同推动了俄朝关系的演变进程。因此，笔者提出了俄罗斯对朝政策演变的多层次分析框架，旨在通过探究战略观念、国家利益、国际体系对俄朝关系演进的塑造作用，来分析俄朝合作演进的原因、方向以及限度。

首先，战略观念是俄朝合作的驱动因素。21世纪俄朝关系的三次重大转向，均体现了俄罗斯整体对外战略观念转变对于俄朝关系发展的影响，是为战略观念塑造俄朝关系的历史证明。俄乌冲突爆发后，在“东转战略”的影响下，俄朝关系进入了第四次转型时期，“东转战略”从主动性与应对性两方面凝聚起了俄朝合作的内在动力。一方面，“东转战略”促使俄罗斯更加重视朝鲜的战略支点地位，而俄罗斯与朝鲜对多极秩序世界观认知的趋同性以及朝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对俄罗斯的声援，则进一步加强了俄朝合作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美西方在亚太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增强了俄朝合作的应对性特点，俄罗斯期望通过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外交投入为国家发展争取一定的空间。

其次，国家利益决定了俄朝合作的发展方向。安全与经济利益是俄朝合作中的长期固有利益。俄乌冲突促进了俄朝之间的军事合作，两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在贸易、结算、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的合作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同时，西方制裁还拓宽了俄朝合作的空间，如制裁效应变相推动了俄朝劳务合作的发展。俄罗斯的人口短缺问题与朝鲜的劳动力资源相契合，使得俄朝劳务合作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最后，体系要素决定了俄朝合作的发展限度。俄罗斯和朝鲜在国际体系权力格局中所拥有的国家实力制约了俄朝合作的发展深度。俄罗斯有限的对外投资能力与朝鲜较低的科技发展水平对两国合作构成了阻碍，所以俄朝经贸合作具有很强的不对称性，而争取朝鲜保持对俄的支持立场自然成为俄罗斯对朝政策的主要目标。同时，俄朝关系作为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也必将受到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由于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构建了复杂的制衡关系，俄朝合作的广度必然也会受到地区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影响。此外，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成为推动东北亚地区和平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对于避免地区阵营对立局势的形成，促进本地区合作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俄朝合作内容复杂、多元，其演进过程受战略观念、国家利益以及国际体系的共同影响。本文提出的多层次分析框架有助于全面理解俄朝关系转变的内涵与发展趋势，同时也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