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是，克莱因今天所痛批的企业行为“偏差”，恰恰出于美国式“管理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原动力。

企业史泰斗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曾总结道：“作为核心动力的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能力……在保持企业市场份额方面，中层管理人员的能力比主管每个运作部门的低层管理人员的能力更加重要……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是工业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组织能力的发掘和保持不仅可以确保企业的持续发展，还可以影响企业的和新兴工业企业所在国家的持续发展。这种组织能力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有助于使美德两国在一战前的30年间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最富竞争力的国家...尽管英国不断承诺要将管理层改革为非等级式的、人性化的形式，但是他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工业中却未能完成改革。这阻碍了英国企业以及英国经营产业的竞争力的发展，并大大削弱了英国产业相对于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工业力量”。

这种由中高级企业管理者为载体的组织能力，在驱动美国工业开疆拓土的同时，也催生着美国式企业管理的一轮轮深刻演化。克莱因痛心疾首的美国企业“脱实向虚”，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综合经营与杠杆收购浪潮中已然奠定。对于训练有素、经纶满腹的MBA管理通才而言，将大型企业的庞杂分支视作报表上一篮子投资组合，从冰冷的财务数据“点石成金”，本就是再理性不过的取向。

1981年正式接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正是此种“基金经理化”CEO的典范，也在单极时代享受着全球企业界的狂热崇拜与追捧。

这一时期，“日本制造”崛起也曾在美国产业界掀起过昙花一现的精益、JIT学习热，然而这些源于日本企业“现场”的经验很快被证明水土不服，被本土化、面向中高层管理者的六西格玛运动取代。

归根结底，美国企业形成以中高层管理者为核心的组织格局，其根源在于早年工业资本与车间工人之间的剧烈对抗，使美式大工业就此走上将生产管理自主权从车间剥离的道路。正如产业经济学家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所言，移植日本经验“需要在美国大生产企业中作一场急剧的劳动关系重组，才能使管理者相信在日本管理实践中工人拥有的技术和权力只会被用于增加生产剩余，而不是被用来进行产量节制”。

与此相反，日本乃至韩国、中国等东亚模式的后起代表，则显现出车间现场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全然不同的张力。日本质量管理之父石川馨曾猜想，造成这一区别的最重要因素或许是东亚国家以工商为末业的前工业化传统，而后从农业人口而非手工业人口转移向大机器生产，反而可能因缺乏分工专业化习惯，形成意料之外的基层管理“后发优势”。

在今天对美国企业“脱实向虚”的激烈抨击中，美式车间管理的对抗性大有必要被重新强调。正是这种激烈对抗的存在，使美国企业组织能力向今天所看到的路径演化。新一代研究者们所幻想的“另一条道路”，则早已被美国产业史上倒下的累累尸骨所证伪。

记录美国机床产业变迁的杰作《当机器停止运转》中，Burgmaster这家美国机床产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兴衰浮沉，就足以作为“另一条道路”的代表。

曾几何时，美国机床厂商一如今天被神化的欧美日“隐形冠军”，习惯通过累积订单与控制生产周期的手段平滑市场景气波动，稳定而丰厚的收入使中小企业也足以通过利润分享和年功体系维持温情脉脉的劳资合作关系。然而山崎等日本低成本竞争者加入后，以最朴实无华的价格杠杆和运营效率摧毁了这套商业模式的运转，开放竞争中，Burgmaster等“守成”厂商往往在保利润还是保营收的两难抉择中反复摇摆，劳资合作也随之瓦解，“血条”有限的中小企业，最终只能选择或被并购或是破产的结局。

正是作为对这种开放竞争的无奈回应，导致了拉佐尼克彼时观察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即美国方兴未艾的“去蓝领化”浪潮，以至于冷战尾声的美国朝野形成了这样一种延续至单极时代的坚定共识：“如果一个公司、一个行业或一个国家在接下来四分之一世纪里未大幅度增加制造业生产，同时未大幅度减少其蓝领工人数量，它就无望保持竞争力，甚或无望保持‘发达’，它将相当快地衰落。英国最近25年里一直处于工业衰落之中，多半是因为每个制造单位的蓝领工人数量的下降远慢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即便如此，英国在发达国家中间失业率最高—超过13%。

英国的例子显示了一个新的、至关紧要的经济公式：一个公司、行业或国家，若将维持蓝领工人的制造业工作置于其国际竞争力（那意味着稳步减少此类工作）之前，那么它不久就将生产和工作两头落空。维持此类蓝领工作的努力实际上是造就失业的办法……这当中蕴涵的是一个结论：一国越快地缩减制造业中的蓝领雇佣，它的总失业量就会越小”。

基于这样的共识，许多美国大公司如IBM、通用电气、三大底特律车企，也不约而同将“去蓝领化”作为方针，其中表现最“优秀”的IBM，甚至在郭士纳掌舵期间上演了一出从硬件公司全面转型软件公司的“大象之舞”，公司股价也果然创造了暴涨十倍的奇迹。

从其后的实践看，美国工业界整体实现了这一发展目标，在第二产业GDP占比大体稳定的同时，采掘、建筑和制造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目前仅约10%，而中国的可比指标则约30%。

然而随着单极时代的落幕，从股东价值最大化到“去蓝领化”，曾经不证自明的金科玉律，已成为美国经济“误入歧途”的主要罪证，重振美国工业与蓝领就业，则又成为不分红蓝的跨党派共识。

如同八十年代的精益管理学习热，今天的美国精英，也对其理解的“中国制造”崛起法宝——产业政策给予了极高期待。

这种对产业政策的重新认知，可以认为是精益管理带来的基层“现场”视角后，对美国经济理论的另一大启发：推动企业发展的组织能力，既可以存在于公司这一实体之内，也可以存在于更高层面的“有为政府”。

不过这种对产业政策的顿悟和效仿，就像当年的精益管理热潮，在脱离了劳动力禀赋这一基础后，注定只会收获似是而非的结果。

刚刚结束的选战，仅仅是对胜利者驾驭产业政策考验的开端。

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万斯团队反复声称将以全面的关税壁垒刺激制造业。作为美国通胀潮最初的吹哨人，拉里·萨默斯甚至直接将这一激进做法评价为“导致所有滞胀的药方”。

至于更为精细的产业政策谋划，克莱因也提到，在实施中将面临许多障碍和复杂情况：“首先，美国政府机构在设计和执行产业战略方面的专业知识相对较少，与亚洲同行相比尤其如此。美国政府本身的组织结构也较差，整合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机构能力有限”。

或许，在明确表达了参与白宫事务的兴趣后，马斯克这样的人物也可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从而补上华盛顿职业官僚在产业政策规划与落实中的能力空白。

事实上，特朗普与马斯克之间的蜜月状态，也不由不令人回想起近一个世纪前的新政大联盟。彼时罗斯福与西部财团之间水乳交融的合作，使得杰西·琼斯（Jesse Jones）、亨利·凯瑟（Henry Kaiser）等极具个人魅力与经营手腕的西部实业家登上了全国舞台，在美国经济事务中留下了自己的深刻印记。

不过，即便美国产业政策的“模仿秀”能够成行，乃至端出超越拜登时期“绿色新政”动议的超大规模刺激，并且新一代少数族裔劳动也能够适应全新的劳动关系重组，但仍然有一个残酷的追问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保护的高墙后独自繁荣，还能让美国生活方式重新产生感召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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