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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林:城市中产阶级的“后院”政治能走多远?
关键字: 天津爆炸事件江苏反对减招住宅街区制中国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业主维权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壮大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产业结构和劳动分工格局调整的客观产物。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尤为关键,也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是国家在经济层面的回应,而“新社会阶层”(主要是体制外的新中产阶层)的正式提出则意味着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上的政治考量。
1980年波伊特(Harry Boyte)发表了《后院革命:理解新公民运动》(Backyard Revolution: Understanding the New Citizen Movement),此书被左派力量视为美国城市草根抗议运动的政治宣言。波伊特聚焦于1970年代美国邻里社区里身为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普通市民组织起来,在城市这个“社会工厂”中围绕广泛的主题争取地方权力和自治的草根性社会运动,并期盼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推动社会进步。需要指出的是,“后院”(backyard)一词带有鲜明的西方社会色彩,其实与英美中产阶级前廊后院、独门独栋式低密度郊区化居住模式密切相关,其涵义也从家庭私人空间进而扩展到社会领域。西方社会的“NIMBY”现象(“Not in My Back Yard”的缩写,直译为“别在我家后院”音译为“邻避”)正是由中产阶级所主导并以维护房产价值和生活品质为核心的地方性社会运动。“后院”象征着中产阶级在法律上的(De jure)和事实上的(De facto)“领地”(territory)。而领地是连接空间和社会的进程,也是权力的空间形式。
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图源自网络)
不难发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也正在逐渐确立自身的“后院”,形成鲜明的“领地”意识并采取维护领地的行动。在中国语境下,商品房小区是中产阶层物理空间上的集体“后院”,而其心理意义上的“后院”则不限于特定的空间范围也包括了某些社会领域。换言之,“后院”既是物质空间的也是社会空间的,它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兼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意义。借用“后院”的隐喻,我们能够抓住中国中产阶层(特别是体制外新中产阶层)在城市生活中的核心特征。
中产阶层的城市维度
“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实质利益关系含糊不清的多元混合体。学术界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构成和边界莫衷一是。经济学家使用收入或财产作为测量指标,社会学者则更青睐职业指标,在经济指标之外结合教育、消费和主观认同等因素。
中产阶层的构成很庞杂,既有新中产和老中产之分,又有中产上层和中产下层的区别。有社会学家根据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指标的满足程度不同,将其划分为核心、半核心与边缘中产,或者区分为教育中产、收入中产和消费中产等。在中国,体制内和体制外中产的区别尤为重要,前者依赖国家而后者依靠市场,两者在形成路径、价值观和行为上有明显差别。有学者从“再分配”和“市场”的形成道路不同而将其称为内源和外生中产阶级。此外,地区、户籍、住房、代际乃至家庭等因素也像孔眼大小不同的“筛子”把中产阶层过了多遍,使之进一步碎片化而难以形成统一的阶层意识。概言之,中产阶层是一个复数而非单数。尽管如此,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稳定收入的新中产阶层被视为中产阶层的核心组成部分。
传统上,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或阶层研究都是以生产关系和职业维度为主的经济分析,考察各阶层对不同资源的占有情况,而教育和收入可以看作是特定职业的前提和结果。随着阶级和分层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布迪厄主义的阶层分析从文化的视角更为重视消费和生活方式在阶层形成中的独特作用。在城市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城市空间的过程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加以考察,新韦伯主义学者则重视分析城市的社会-空间系统产生的生活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两者都关注了空间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中产研究者鲜有人探讨“中产”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本文则强调“城市中产阶层”有着特别的意义。首先,城市是孕育中产阶层的“温床”,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城市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神经枢纽”,尤其是城市产业结构“去工业化”以及服务经济和符号经济的兴起导致了城市就业人口中从事管理和符号生产职业者比例更高。此外,以住房分配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为目标的中国城镇住房体制改革也直接推动了城市中产阶层的成长。其次,中产阶层也在日益“城市化”。他们特定的日常生活经验产生于城市并为之塑造,其对住房、教育、交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需求都是典型的城市问题。再者,城市空间的生产也经历着“中产阶级化”。空间形态的塑造偏向于满足中产阶层的需求,空间语法也着重表达了中产阶层的美学观。不断突破的城市天际线和消费社会的“教堂”(写字楼、购物中心等)集中体现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品位。
北京望京SOHO
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认为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塑造,空间不仅是社会行为的“容器”或者社会关系的表现,也反过来重构和再生产着社会关系。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看来,城市空间的不平等既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反映,也是再生产出社会不平等。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空间是政治的,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像生产工具(机器)一样具有“生产性”,它有助于利润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哈维(David Harvey)看来,资本主义下的城市化实际上就是“资本的城市化”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关系的城市化。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住房、交通和教育等城市“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缺也带来了新的社会不平等,而国家作为其主要提供者进行干预也使城市问题和日常生活政治化。
人们的生活际遇与所居住地区息息相关。“我们是谁”不仅是“我们做什么”的函数,也是“我们住在哪里”的函数。住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由于耐久性、不可移动性和昂贵性而区别于普通的消费品。在特定地段有产权的住房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上对于城市中产阶层来说有多重重要意义。它不仅为个人提供私密空间和生儿育女的“家”,也是家庭最主要资产、贷款担保物和可能带来高额回报的投资品,在通胀压力下起到预防货币贬值的作用;它不仅是显示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也是获取教育资源的重要手段;它既有助于人们在居住地建立积累社会资本,也具有建构地方性公民权的意义。相比于“中间阶层(级)”,“中产阶层”一词由于其隐含的不动产意义更直接地体现了中产与城市的密切关系,“middle class”在中文里就发生了微妙的语义转换。离开房产,中产阶层将更加凸显出“雇佣劳动力”的本来面貌,从而会更加依附于资本或者权力而失去其自身独立性。房产对于中产阶层之所以成为“中产”具有根本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房产是中产阶层的物质化,而中产阶层则是房产的人格化。
- 原标题:城市中产阶级的“后院”政治能走多远?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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