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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林:城市中产阶级的“后院”政治能走多远?
关键字: 天津爆炸事件江苏反对减招住宅街区制中国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业主维权城市中产阶层的“邻避”运动对于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由于地方政府此类工程的决策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缺乏中产阶层所要求的程序正义性,“邻避”运动扩大了公众参与从而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狭隘性的一面。在西方的“邻避运动”中,除了带来“负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和商业开发类项目会受到中产阶级的反对(要求“增长控制”),他们对于某些针对特殊群体的社会服务类机构(比如服务于精神疾病者、酗酒者、吸毒者、无家可归者等的收容、治疗和康复机构)和社会保障性住房等的接纳程度也都比较低。在中国当下的邻避运动中,由于中产阶层的激烈抵制,原本有利于城市整体利益的公共建设项目有时会难以实施而搁浅。相比之下,村民的抗议和诉求由于话语和动员能力都较弱则容易被社会所忽视。因而这类设施最终将会转移到更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居住地附近,从而深化了城市内部的空间不平等,这实际上涉及环境正义问题。中产阶层能否从简单的抗议反对转换为深层次反思协商并提出建设性替代方案还有待观察。
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城市中产阶层“后院”政治的另一项关键内容。子女教育问题事关中产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学区房、辅导班和出国留学都是中产阶层非常关注的热门话题,微信圈里广为流传名为《即将到来的阶层社会,如何为孩子的将来做准备》的文章更典型折射出中产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而现实中,城市中产的这种焦虑心态在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也转变成了抗议行动。2016年高考之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计划让一些东部省份的大学扩大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招生名额,旨在减轻长期形成的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在地区间严重不公平的历史问题。江苏省多个城市的中产家长们担心本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受到侵占而表达强烈不满和集体抗议,并以教育主管部门的妥协而告一段落。此次“反对减招”事件凸显出城市中产阶层在事关其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不妥协性,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激烈讨论。
“反对减招”抗议现场
“后院”的区隔:社会边界的再生产
城市中产阶层的“后院”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它对内表现为建构认同和团结,通过维权和自治确立“领地”,并推动基层民主和地方公民权的发展;对外则是实现社会区隔与排斥,通过建立某种居住“特权”,推动阶层之间社会边界的再生产,我们很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
作为个体的城市中产成员在家庭出身上通常与农民、工人阶层有着情感和经济上的天然联系,但城市中产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在居住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的整体分化却在不断加深。中产阶层正是在对弱势群体作为“另类他者”的认知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阶层认同建构。
当下中国城市中社会分层和空间分化彼此交织,社会不平等和空间不平等相互强化。在大城市中,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杠杆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在居住空间上明显分化。中产阶层占据了城市中较为有利的空间和地段,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和服务比较完善。低收入群体在城市更新和再开发中则被迫不断地远离城市中心。人们形象地用“内环讲英语、中环讲普通话、外环讲上海话”来描述不同阶层在上海这所特大城市中的位置演变。实际上,西方“士绅化”或“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现象是指特定条件下城市中心区在空间上住房条件和物质环境的改善、人口上由中产阶级替代低收入居住者的过程,由此实现了资本开发的利润和中产阶层的地盘化(territorialization)。随着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盛行,弱势人群在城市中心区的中产阶级化过程中被重新安置到边缘地区,中心区的功能和象征意义都发生了深刻转变。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城市的“中产阶层化”和“邻避运动”造成了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机构生存压力加大和被迫迁离。
作为城市中产阶层“后院”的商品房小区是典型的“封闭社区”或“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这迎合了中产阶层对人身财产安全和生活品质的需要,通过门卫值守和门禁系统严格地控制外人进入来确保专属的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不被分享,生活秩序不受干扰。各种充满欧美情调的商品房小区名称也反映出房地产市场对中产阶层当下审美偏好的迎合。在多数情况下,门禁社区和中产阶级化交织在一起,推进并加剧了社会藩篱和区隔。在西方,具有“私人性政府”性质的业主协会大多朝着排他性的隔离式管理方向发展。封闭社区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普遍,其实质是一种自愿性隔离,建立起种族或经济的均质居住领地。这成为麦肯齐(Evan McKenzie)所说的“私托邦”(Privatopia)或菲什曼(Robert Fishman)所称的“中产阶级的乌托邦”(Bourgeois Utopias)。在房地产开发的浪潮中,城市公共空间也在不断地被商品化和私有化,中产阶层则是受益者。正如有西方学者所说,中世纪的城市整个被包围在围墙之内,而当代的城市则由局部围墙分隔着内部。在极端的情况下,“封闭社区”和受到控制的城市公共空间构成了戴维斯(Mike Davis)所说的“堡垒洛杉矶”(Fortress Los Angels)。
当这种居住领地的“乌托邦”梦想面临现实威胁时,城市中产阶级会做出激烈反应。2016年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指导性文件指出,今后新建的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封闭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此举初衷在于通过小区内部道路的公共化来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和缓解城市交通堵塞压力。这项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微信、微博等网络舆论空间像“炸了锅”。居住在封闭社区的中产业主反应尤为强烈,他们援引《物权法》质疑该政策可能侵犯私人物权,担忧房产贬值和自身生活秩序被破坏。在舆论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建设部相继出面解释将会视条件而逐步实施以此来安抚城市中产阶层的疑虑和不满。
伴随着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而来的交通、环境和治安等问题,加深了城市中产阶层对于可能影响现有生活秩序问题的担忧,他们对加强城市管理的要求比较强烈。在小区“群租房”、街头流动商贩以及城市交通政策等问题上,中产阶层和下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和态度都有明显不同。近年来不少城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取缔摩托车和严格限制电动自行车的地方政策(“禁摩限电”政策),官方理由是这些交通工具的事故率较高、影响交通秩序、存在非法营运和影响社会治安等问题。这类政策受到许多城市中产阶层的欢迎,而以农民工为主的城市流动人口因生计受到严重影响虽对该项政策不满却无能为力。当然,城市中产阶层内部对于该政策的态度也有分化,赞成者出于维护交通秩序和自身安全的角度,反对者则站在维护底层民众城市权利(生活、就业和交通)的立场。
对于城市中产阶层而言,住房是其固定的私人空间,而小轿车则是流动的私人空间。私人轿车的发展使得中产阶层进一步在物理上(身体)与下层民众分隔开来。私人轿车和私人房产结合起来扩大了中产阶层的私人空间“堡垒”。这一方面强化了中产阶层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也推动着城市社会变得更为碎片化。国家对“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政策区别,也折射出不同阶层在“流动空间”上的区隔。
就社会分层而言,正如在工作生产领域里存在的机会阻隔机制(如特定职位的资格审查和从业许可)一样,在城市生活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排斥机制。不同阶层在居住、工作、消费休闲、教育以及社会服务上的社会-空间区隔交织在一起。同时,不同社会阶层对城市公共政策的意见分化,无疑也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官方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也由此变得更具挑战性。
- 原标题:城市中产阶级的“后院”政治能走多远?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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