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吴小凡】

在1月28日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再一次甩锅中国。他宣称，中国是马杜罗政府的“核心受益者”，利用委内瑞拉受到的制裁与孤立，一方面获取便宜的原油，另一方面扩大自身在西半球的影响力。

而讽刺的是，当《华盛顿邮报》在2026年1月4日的标题中将马可·鲁比奥称为“副王”（Viceroy）时，它显然不是在讨论行政职级，而是在唤醒一段关于征服与统治的记忆。中文媒体将其译为“总督”，无意中钝化了这记政治讽刺的锋芒。为了读懂翻译丢失的另一层深意，我们需要从比较帝国史的故纸堆中，厘清“Viceroy”与“总督”的本质差异。

“Viceroy”一词经由中古法语的vice-roi传入英语，其词根可追溯至拉丁语的vice(代替)与rex(国王)。这也反映出副王并非一个简单的行政职衔，而是一种主权代行的政治符号。象征着“代表君主、以君主名义行事”（in place of the King），是君主权力在海外领地的直接延伸。

与侧重行政管理的“总督”（Governor）不同，“Viceroy”在制度逻辑上意味着直接的君主委任关系与更高的统治层级。这一点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得到了印证：该词条明确指向其西班牙语对应词——Virrey，即历史上西属美洲殖民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代表。

鲁比奥出席听证会画面

发现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早期的殖民历史，并非始于一套严密的王室官僚体系，而是更多沿着特许契约、私人承包的路径展开。西班牙王室将“发现、征服与安抚”的特许权授予个人探险者或商人集团。受托者需要自筹资金、招募兵员并组织移民；而王室则退居其后，力图通过保留司法管辖权与财政收益权，将这些充满野心的私人探险活动控制在帝国的管理之下。

在这一体系中，阿德兰塔多（先遣官）成为核心角色。这一职衔源自西班牙本土收复失地运动时期的军事传统，移植至美洲后，往往集总督与总司令的权力于一身。作为王室特许的代理人，阿德兰塔多对外是推进征服、拓展疆土的军事统帅，对内则是行政首脑，负责建立市镇并推动地方制度化、调配印第安劳役并维持殖民秩序。

然而，这种“国家授权、私人执行”的模式，在本质上制造了一种王权与地方实力派之间长期的结构性张力。虽然王室在法理上划定了严格的主权红线——正如1573年颁行的《发现、新聚落与安抚条例》法令所申明的，未经许可的征服皆属重罪。但在现实的操作层面，浩瀚的大西洋使得马德里的威权往往鞭长莫及。

在殖民初期，阿德兰塔多常常利用地理阻隔，奉行“我服从，但不执行”的准则，使王室法令沦为一纸空文。王权试图确立了不可逾越的边界，但现实是受托人与王权进行着一场漫长的博弈：通过事前授权利用私人资本完成扩张，再通过司法审查制度逐步收回权力，试图将那些野蛮生长的私人领地，艰难地纳入帝国官僚体系的规训之中。

1498年，哥伦布在第三次航行中抵达特立尼达岛附近海域，并将帕里亚湾一带称为恩典之地，由此开启欧洲人对这片大陆边缘土地的关注。至于“委内瑞拉”（Venezuela）这个名字则通常追溯到探险家阿美利哥·韦斯普奇。

1499年，当他在马拉开波湖目睹原住民架设在水面上的高脚屋时，联想到了威尼斯，遂将其命名为“Veneziola”（小威尼斯）。但在随后的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这片海岸只是西班牙人掠夺奴隶和采集珍珠的海岸据点，并未形成实质性的殖民统治。

1528年，委内瑞拉的历史因一笔皇室债务而发生偏移，迎来了一段德意志插曲。为偿还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欠下的巨额贷款，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即卡洛斯一世）将委内瑞拉的开发权以特许契约的形式，实际上抵押给了奥格斯堡的韦尔泽（Welser）家族。

1560年至1632年，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圣卢卡尔，神父和僧侣们手持旗帜、圣杯、礼拜书和圣体光，为前往委内瑞拉的探险做准备。此图出自《纽伦堡科勒家族回忆录、传记笔记和诗歌等》。

这段时期被称为“小威尼斯”时期。尽管韦尔泽家族获得了任命总督和贸易免税等特权，但其治理思维颇具商业投机性。数位总督沉迷于“黄金国”的传说，将几乎所有资源投入到内陆探险中。这种重抢掠、轻治理的模式，激化了与已有西班牙定居者之间的矛盾。

1546年，随着最后一任总督被处决，韦尔泽家族的冒险宣告终结。至1556年，王室正式废除韦尔泽家族的特许权，委内瑞拉重回西班牙帝国的统治轨道。殖民逻辑从此发生转变：从寻找虚无缥缈的黄金国，转向务实的农业、定居。1567年圣地亚哥-德莱昂-加拉加斯的建立，标志着委内瑞拉结束了早期的动荡，确立了以城市自治与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稳定结构。

西班牙在美洲的“副王”

在西班牙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中，副王（Virrey）处在行政权力的顶点。在法理上，副王是国王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代表君主统治着新大陆的广袤土地。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完全来自大洋彼岸的君主授权，是王权在海外领地的直接延伸。但这并不意味着副王拥有不受节制的绝对权力。

西班牙王室精心设计了三重约束来限制其权力：一是法律约束，副王必须遵守王室颁布的繁复法令；二是机构制衡，其行政决策必须接受皇家审理院的监督与合议；三是事后追责，副王卸任时必须通过严苛的任满审查。而在这一套体系之上，远在马德里的印第亚枢密院始终掌握着最高的决策权与终审权。

到了18世纪，随着波旁王朝改革的推进，美洲被划分为四大副王区：新西班牙（墨西哥）、秘鲁、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等地）和拉普拉塔（阿根廷等地）。在此格局下，委内瑞拉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它作为边远行省，司法上曾属圣多明各（多米尼加）皇家审理院管辖，行政则划归深处安第斯山脉的新格拉纳达（波哥大）管理。

然而，委内瑞拉地处加勒比海沿岸，是防备海盗的战略前线，作为上级中心的波哥大远在内陆高原，常常对委内瑞拉的事务鞭长莫及。这种山海阻隔导致的指挥失灵，使得体制改革迫在眉睫。1777年成为委内瑞拉历史的又一个分水岭。卡洛斯三世国王为强化对加勒比海岸的控制，决定将委内瑞拉从副王区中分离出来。于同年9月8日，国王颁布法令，正式建立委内瑞拉都督府。

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行政上的剥离。法令明确规定，委内瑞拉及周边的库马纳、马拉开波等六个省份，从新格拉纳达副王区的管辖中绝对分离。新设立的“都督”不再听命于波哥大的副王，而是直接对西班牙国王负责，统揽辖区内的军政大权。随后，随着独立审理院、商会和大主教区的相继设立，加拉加斯迅速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升格为集行政、司法、宗教和商业职能于一体的中心城市。正是这一系列改革，将原本松散的沿海省份整合在一起，勾勒出了现代委内瑞拉国家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