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认为中国应对特朗普2.0时期对华战略的最优先方向是什么？迄今为止，对于特朗普的对华动作，我们总体上处于“被动应对”局面，而报告提出我们“仍应尽最大可能引导美国对华政策向建设性发展中美关系的方向转变”，相应地，我们应如何引导？可以主动设置哪些议题？

吴莼思：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法回答得非常具体，因为我觉得我们对时代、对世界是有一个整体性的看法的。中国总体上认为美国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比如以零和方式界定中美关系，比如执意走逆全球化的道路等。所以，中国这些年经常讲不要随美国“起舞”。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将标准设定为权力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冷战”，中国不这么看。中国考虑的是，是不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是不是有利于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是不是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中国是从更大的格局上来看待对美工作的。

当前，经济是中美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这应该是最前沿的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打压中国的现实，如何防止摩擦失控也是安全领域关注的重要内容。

我不记得我们报告中用过“被动应对”这个词。我的观察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对美工作既有底线思维，也体现了战略主动。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界定不再受美方影响，我们对议题的选择也有自己的标准。当然，中美都在给对方出题。对于美国出的一些题，我们需要“应对”；美国也需要“应对”我们出的一些题。从实力上看，美国仍然更强一些，这也许就是提问中使用“被动”这个词的原因。力量对比有历史原因，是现实情况，但也在发生变化。

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积极引导中美关系往健康稳定、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上，我前面也说了，中国不接受美方用零和思维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中国认为，中美应“秉承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建设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双边关系。

在具体议题上，中国同样不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在经贸问题上，我们反对“脱钩断链”，抵制美国不合理的关税做法，积极维护产供链稳定；在地区议题上，我们反对冷战思维指导下的阵营对抗，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区域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在全球性议题上，我们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今年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以及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正能量。

老实说，我真的不认同“被动应对”这个词。我觉得，我们要跳出美国的视角看中国对美外交。很多新的变化正在出现，有些传统观念和视角恐怕不再适合用来评价当前的中国对美外交。

2021年3月18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面对美国的无端指责，时任中国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观察者网：报告提到，“中美经贸磋商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摩擦，但并不足以为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提供保障。中美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重建更加稳定的经济互动模式。”请问对于“重建更加稳定的经济互动模式”，您有哪些具体的设想或建议？

吴莼思：我的专业不是经济研究方向的，在这里只能谈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首先，当前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很重要。美方发动经贸战后，这个磋商机制实际上处于应对摩擦的第一线。它的首要作用当然是要对应经贸战的冲击，不让中美经贸摩擦失控。然而，在此之外，中美经贸磋商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可能还需要一些其它条件，比如，美方是否真正有意愿推动中美关系向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就我的观察而言，中美经贸关系出现重大问题的时间点要回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使中美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经贸互动模式不再适用。之后，中美实际上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合作模式。比如，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曾商谈双边投资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因奥巴马政府要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后来的特朗普第一任期等因素而停滞不前了。

中美更新经济合作模式的努力受到了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的影响。中美能否找到新的契机更新、巩固经贸关系这块“压舱石”至关重要。而其中更大的难点，我觉得也许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战略领域。其实，在经济领域，我觉得中美都不缺好点子，甚至有很多奇思妙想，但要让这些想法变成现实，则需要更好的政治和战略环境。

观察者网：报告提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呈现“功利主义倾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其第二任期内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吴莼思：这个问题的逻辑其实比较奇怪。也许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特朗普确实具有“交易性”的特点。但是，我们也不宜过度解读其所谓的“交易性”。有句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的买卖不做。特朗普说的“交易”，实际上明显是“只取不予”，我们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我们院有团队近期也发布了报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到我们院官网上查看。我想说的是，台湾问题是我们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我们对两岸关系的观察和解读也不宜过度受美国视角的影响。

观察者网：在俄乌冲突的相关研究中，您曾深入分析过核风险管控的路径。将此视角延伸到中美关系，您认为在特朗普任内，两国在台海、南海等区域性热点上，迫切需要建立或强化哪些具体的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

吴莼思：危机预防和管控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我以为危机预防比危机管控更重要。在这些问题上最好的危机预防方式，就是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别挑事儿、别越界。

危机发生了再管控，风险其实仍然比较大，负面效应也更大。当然，有管控机制要比没有好。就此意义而言，要恢复和发展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和磋商机制。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似乎非常不喜欢官方磋商机制，中美之间的很多磋商机制都由此停了下来，之后在拜登政府时期恢复了一些，但仍然比较有限。目前，中美在经贸领域建立了磋商机制，双方外长、防长也进行了互动。希望在此基础上，中美再有针对性地恢复和发展一些危机管控机制，助力中美关系“稳下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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