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个月里，重返美国白宫的特朗普，如其所愿，在各国媒体报道中频繁占据C位。其中，其对华政策将如何演变，这一问题广受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中美关系走向，更牵动全球战略格局。

近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拐点何时出现？特朗普2.0对华政策之可能趋势》报告，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中美战略互动及全球格局演变三大维度，剖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潜在走向。

特朗普2.0政府与其第一任期有何异同？中美博弈的“拐点”究竟何在？我们又该如何作为，让中美关系在竞争与合作间维持微妙的平衡？观察者网特邀该报告负责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莼思深度解析，探讨特朗普2.0时期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道。

报告封面

观察者网：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您曾提出，其前几届政府衡量中美竞争的标准既包括力量标准，也包括体系因素，而在特朗普眼中，美国的伟大就是各种单项指标的综合。这一判断是否也适用于特朗普第二任期至今的表现？在对华政策方面，与其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2.0有哪些沿袭与改变？

吴莼思：特朗普总统理解国际事务的方式与建制派和前几届其他美国总统相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很显然，特朗普还是要维护美国霸权的，但是，他显然对前几届政府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塑造所谓“自由国际主义”体系的做法非常不感兴趣。

特朗普关心的是，从全世界赚更多的钱，包括收更多进口关税；美元在全世界的地位更加稳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挑战美元地位；美国拥有更多、更强的武器系统，比如“金穹”防御系统；美国恢复强大的造船业支持海军；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等。

可见，特朗普对于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是具象化的，不是抽象的权力转移或意识形态，这可能对他操作对华关系产生影响。

在对华政策方面，我们最近发布的报告中，有同事明确指出了特朗普2.0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延续性。特朗普2.0政府仍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并仍在采取各种手段试图遏压中国，其中包括关税、出口管制以及军事威慑等。但是，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2.0政府与其盟友以及世界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与其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在2.0时期更有经验，其决策体系也较少受到建制派约束。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国周边安全占据了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大量关注。此外，特朗普还关心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其他有潜力助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 图源：央视新闻

观察者网：特朗普目前面临多重法律诉讼和国会分裂的局面。报告一方面提到现在的美国政治是“强总统、弱国会”，另一方面又指出“美国国内当前激烈的政治斗争生态将制约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迈出大步伐”，这两点表述是否前后矛盾？这些国内政治压力将如何具体影响其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空间和执行能力？

吴莼思：“强总统、弱国会”是事实，特朗普在美国当前的政策制定中具有更强的主导力也是事实，但特朗普的决策也并非完全不可改变的。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多次改变政策；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也曾不断改变说法。由此可见，特朗普的决策仍然有可能受到影响。

比较明显的几个因素包括：

第一，市场的反应。这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大家已经见识到了。

第二，所谓“近因效应”。人们常常说，特朗普的观点会受到最后一个与他对话者的影响，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对成本-收益的算计。特朗普所谓的“交易型”行动方式，实际上意味着他惯于计算成本与收益。在对华关系上，如果面临美国国内比较一致的遏华叙事，特朗普会怎么算这笔账呢？美国国内想要让特朗普“知难而退”的，大有人在。

我认为美国建制派即便不进入政府，也仍有手段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是构建叙事并利用媒体制造舆论。特朗普对舆论敏感、对其选民的想法敏感，在当前通过这一方式施压特朗普可能比在国会中采取行动更有效。

观察者网：近段时间，美国国内出现了主张中美“再接触”、中美“和平共存”的声音。您是否了解，提出这些声音的群体主要是哪些？

吴莼思：差不多十年前，美国有智库曾出台了一份重要报告，宣称美国应该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这种观点在实践中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有些人甚至主张中美全面脱钩、完全脱钩。

这些年下来，所谓的“脱钩断链”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世界和平发展都产生了严重冲击。在大量事实面前，美国国内有人开始提出不同观点，美国学界和智库人员开始撰文主张中美“再接触”，美国经济和科技界的不少人也反复强调中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全面脱钩并不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比较务实的声音能否超越美国国内那些热衷于意识形态或大国权力之争的声音？

观察者网：您认为当下美国国内哪些关键的利益团体最有可能左右特朗普对华关税或科技政策的松紧？这些团体的诉求是否存在冲突？

吴莼思：“左右”这个词或许有点过了，用“影响”可能更合适。特朗普对关税有偏好，美国强化对华高科技管制的总体趋势恐怕也很难改变。更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很多美国人也说，增加关税实际上是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但特朗普更关心关税带来的其它利益，比如，增加政府收入、迫使企业到美国设厂等。

我们近期看到了美国农业团体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美国股市、汇市、债市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影响特朗普的决定。美国大公司也有游说特朗普的能力。然而，在当前美国总体上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要对华进行打压的背景下，我们不宜过高估计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让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行动更谨慎些。

特朗普与英伟达CEO黄仁勋 图源：纽约时报

观察者网：报告标题中的“拐点”具体指代何种性质或程度的美对华政策转变？您判断出现这种拐点的关键标志性事件或信号会是什么？

吴莼思：如何界定“拐点”确实有很多讨论。在我们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以及外审专家意见中，也都谈到了如何界定“拐点”的问题。我觉得至少有两种讨论“拐点”的思路：

一种是“结构性”的拐点。这种拐点取决于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或者大国力量对比出现的根本性变化。比如，美苏两极格局的变化以及冷战结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等。

另一种，我称之为“事态性”的拐点。也就是我们报告中解释的，美国对华政策由于某种原因出现偏离原定轨道的现象。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特朗普2.0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仍可采取不同性质的举措，虽然在总体上美国仍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我们的报告是年度工作的一部分，主要关注的还是当前、近期可能出现的变化。

我们之所以在今年的报告中提出“拐点”问题，是认识到特朗普2.0时期还是有一些与其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时期不同的特点。就中美关系而言，如何界定对方非常重要。当前，美国基本上仍是以“零和”视角看待中美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使用的“战略竞争者”这个概念非常糟糕。习主席在釜山见特朗普的时候说，中美应该成为伙伴和朋友。美国对华政策如果能向这个方向靠拢，那就是非常积极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