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

1月3日深夜，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夫人戴着镣铐、衣衫潦草地出现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以北的一处机场时，特朗普是如此描述这场举世震惊的跨境军事突袭的：美国“抓捕”（captured）了马杜罗，“这场大规模打击”（a large scale strike）是“与执法部门联合实施的”（in conjunction with U.S. law enforcement）。

同日，美国犹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迈克·李在社媒X发文称，马杜罗将“在美国就刑事指控接受审判”（stand trial）。

事发突然，我们国内的很多媒体也不假思索地直接翻译转引外媒报道，在自媒体圈和社交平台上甚至出现了一波吹捧美国“神兵天降”的赢学叙事，忽略了美国这套说辞背后精心构建的司法隐喻。

从法律角度来讲，“抓捕”属于警务词汇，而非战争语言。特朗普在短短两个音节中，完成了三重叙事转换：

其一，污名化目标。一国总统被剥离主权身份，降格为通缉逃犯；国家命运被简化为个人罪责。

其二，压缩行动尺度。一场涉及领空侵犯、多点空袭、特种部队跨境突入与海军舰队协同的复杂军事干预，在话语中被浓缩为“抓捕瞬间”，仿佛其余暴力只是背景噪音。

其三，安抚国内舆论。它预设行动是有限、精准且道德清晰的——美国人习惯为“抓到毒枭”欢呼，却会对“入侵他国”产生本能警惕，进而引发法律质疑与历史联想，这些都是华盛顿不愿面对的。

总而言之，“抓获”一词悄然完成了一项国际法无法承认的主张：美国并非越界动武，而是在“恢复秩序”。在这个语义框架下，侵犯领空等同于执行搜查令，特种部队成了执法人员，而一场实质上的政权更迭，则被包装成一次需要巡航导弹配合的“拘捕行动”。当美国在全球采取军事行动时，它却说得好像全世界都在其司法管辖之内。

这种修辞策略并非新发明，而是深植于美国的语言传统。19世纪，征服从来不被叫做“征服”（conquest）：原住民不是被击败，而是被“安抚”（pacified）；墨西哥割让的领土不是被强占，而是“放弃”（ceded）；菲律宾也不是被殖民，而是被“教化”（uplifted），并“为自治做准备”。暴力始终存在，只是名称不断翻新。

进入20世纪，美国也极少主动承认自己在“发动战争”，除非别无选择。政变被称作“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代理人战争被包装为“反叛乱行动”（counterinsurgency），空袭则被轻描淡写地称为“拦截”（interdiction）或“施压”（pressure）。越战从未被国会正式宣战，而是长期以“警察行动”（police action）之名进行。“9·11”事件之后，酷刑更是以“强化审讯技术”（enhanced interrogation）的名义重返官方话语——这一表述不仅柔化了行为本身的残酷性，更将其嵌入技术管理的语境之中，仿佛痛苦只是参数设置问题，而非道德抉择。

这套话语的核心目的，并非欺骗世界（世界并不容易受骗），而是规训美国国内公众的认知，让美国的暴力听起来像一套冷静、理性的程序，而非充满争议的政治行为。

深受美国控制的北约，则将这种“去人化的抽象”推向极致。它从不“轰炸城市”，而是开展“空中行动”；平民不是“被杀死”，而是遭遇“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暴力被拆解为系统、效能与评估指标，每个术语都经过精心打磨，只为最大限度拉开与道德责任的距离。

这种语言既契合北约自我标榜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护者”形象，也为西方社会提供了一种心理缓冲机制：在缩略词、简报图表与技术报告的遮蔽下，战争得以持续运转，而其真实代价却被延迟感知、模糊处理。

以色列的语言策略采取了不同路径，但同样具有高度自觉性。其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几乎从不被称为“进攻”，而是冠以精心设计的行动代号：“铸铅行动”“护刃行动”“护墙行动”，仿佛以军是在“防御与守护”。

从“监狱”到“地狱”，巴以冲突后的加沙惨状 新华网

这些名称本身即是一种论证：在事实发生之前，立场已然确立。它们强调“必要性”“不对称威胁”与“自我克制”，为后续一切破坏预设解释框架。即便造成大规模伤亡与废墟，语言仍坚持将其呈现为“保护”的副作用，而非权力主导下的主动选择。

而日本，则堪称这场“文字战争”中最复杂、也最具争议的案例。其语言策略远不止于操作层面的委婉修饰，而是深度介入对历史记忆的塑造，甚至重新定义国家的道德责任。在这里，语言的功能是让昔日的暴力在不引发道德不适的前提下被消化吸收：如果说美国将战争重新定义为“执法”，那么日本官方话语则将战争重构为一种非人格化的过程，即“发生”之事，而非“实施”之事。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莫过于用“進出”或“進軍”来描述对中国的侵略，刻意回避“侵略”一词。1931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在日本保守派叙事中常被称作“支那事变”或“大东亚战争”。“事变”二字尤具深意——它暗示事件具有局部性、偶然性与模糊边界，远不及“战争”那般需要彻底清算。将一场系统性入侵与殖民占领轻描淡写为“事变”，实则是国家通过修辞手段，将历史灾难悄然微缩。

这种策略广泛渗透于日本的官方声明与教科书之中。被动语态成为标准语法：平民“丧生”，而非“被杀害”；劳工“被动员”，而非“被奴役”。南京大屠杀被降格为“南京事件”，且常附加“所谓”“据称”“存有争议”等限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