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压力下的替罪羊机制

如果说历史叙事和文化冲突为韩国社会播下了敌视中国的心理种子，那么现实的经济困境与社会压力则是让这颗种子迅速发芽、蔓延的养分。在过去十年里，韩国国内经济的下行、阶层的固化以及青年群体的挫败感，都在不断累积。而在这种情境下，中国成为了最顺理成章、也最“便利”的替罪羊。

在2000年代，中韩经济关系曾被描述为典型的“互补型合作”：中国需要韩国的高端制造与技术，韩国依赖中国的庞大市场与低成本生产网络。然而，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与技术创新的突破，这种关系迅速从互补转向竞争。近年来，众多中国企业正迅速追赶韩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抢占市场份额。从电子产品到造船业，从人工智能到电动汽车，中国品牌正对韩国企业集团构成威胁。

这些趋势在韩国舆论场被简化为“被中国夺走饭碗”。对普通民众而言，复杂的全球产业链被压缩成一个直观的感受：中国正在威胁韩国的生计。于是，对中国的敌意不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文化与历史层面，而是与日常生活直接挂钩。《韩国时报》就指出，相较于传统对日本的戒备，中国被视为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北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影响力已渗透至韩国民众日常生活。

除了经济竞争，跨境公共问题进一步刺激了韩国社会的反华情绪。在2018年，一份网络请愿要求韩国政府追究中国跨境空气污染责任，短短几周便获得超过27万签名。2019年中国否认韩国空气污染源自中国后，保守团体在首尔中国大使馆前发起抗议。尽管科学界对雾霾来源仍有分歧，但在公众舆论中，“雾霾来自中国”几乎成为定论。街头的灰色天空，被许多韩国人视作中国影响的最直观证据。

新冠疫情初期，韩国保守派猛烈批评文在寅政府“未能及时禁止中国航班入境”，将防疫不力归咎于所谓“对中国的屈从”。在这种叙事下，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被演绎成一场“由中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何在韩国的民调中，“新冠病毒”常常排在公众对中国的首要印象之列。

词云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民众对华普遍认知。图片来源：“应对中国：韩国和欧洲公众态度作为有效政策合作基础”项目，该项目由韩国基金会资助。

如果说中韩经济竞争和跨境问题解释了社会层面的不满，那么青年一代的敌意则赋予了反华情绪最强烈的推动力。韩国的年轻人长期面对多重困境，高房价、少机会、上升通道狭窄——这一切让年轻人充满愤懑，而中国刚好成了释放挫败感的理想对象。一方面，媒体不断强调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国际地位上升，与韩国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韩国年轻人发现，他们的产业、市场乃至文化话语，似乎都在被中国“侵蚀”。于是，青年群体将愤怒外部化，把对本国社会结构的不满，转化为对中国的敌意。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是皮尤2020年调查的14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敌视中国”的国家。80%的青年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不仅高于韩国老一辈，也远高于西方同龄人。换言之，韩国的反华情绪并非来自守旧的老人群体，而是由最具未来影响力的年轻一代所主导。

“韩国案例与全球各国应对‘中国威胁’的不同反应存在若干相似之处。其核心共性在于：民众对精英政治及现有经济社会问题的挫败感，正通过这些关于中国的辩论得以宣泄。”日本《外交官》杂志分析道。

幕后黑手：谁在操控敌意？

这种敌意并非自发，而是被政治化、制度化的结果。韩国社会的反华情绪之所以能够从边缘舆论扩散为主流叙事，并逐渐制度化为国家话语，背后离不开三大推手：国内保守派政党、右翼媒体与网络平台，以及美国所施加的结构性压力。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制造敌意的链条”，把原本松散、零散的情绪汇聚成了国家战略层面的趋势。

在韩国的两极化政治格局中，保守派最善于把反华情绪转化为选举动员的资源。近年来，主要保守党“国民力量党”以及尹锡悦阵营，屡屡将中国描绘为“威胁民主的外部敌人”。国民力量党的政策白皮书明确展现其对华强硬立场，要求更强硬地应对中国的“历史歪曲”，强化美韩同盟，抵制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歌功颂德”，并主张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推行更“自信”的对华政策。

在广泛流传的阴谋论中，中国被指控窃取了2020年韩国大选；在疫情期间，保守派猛烈批评文在寅政府“未能封锁来自中国的航班”，称这是“对中国的屈从”；尹锡悦甚至公然将新冠称为“武汉病毒”，强化了“疫情＝中国责任”的叙事。2024年年底，尹锡悦在宣布戒严令时，曾援引模糊的“中国间谍活动”指控作为依据；在弹劾危机中，尹锡悦辩护团队更是屡屡公然暗示“中国间谍操控韩国选举”。

身为一国领导人，尹锡悦的种种言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总统在演讲中声称是‘中国间谍’所为，”首尔汉阳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文亨浩向《韩国先驱报》表示，“当这类言论出自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样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口时，其影响远超极端支持者的小圈子。”今年2月14日，一名身穿“美国队长”服装的韩国男子企图闯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被警方当场制止。这名男子为尹锡悦的支持者，公开宣称“将对中国大使馆进行恐袭”。

这种修辞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有意的战略。对保守派而言，反华叙事既能迎合年轻群体的情绪，也能在安全议题上强化“韩美同盟”的必要性。通过制造“中国威胁”，保守派政客一方面将内部治理的失败外部化，另一方面为自身赢得“捍卫国家安全”的政治正当性。

如果说政客是“导演”，那么右翼媒体和自媒体就是这场戏的“扩音器”。韩国的右翼新闻网站、《天空日报》等媒体，以及影响力巨大的YouTube博主，共同编织了一个“恶意中国”的舆论空间。从韩服、泡菜到古装剧中的道具细节，右翼媒体不断将文化摩擦解读为“中国文化帝国主义”。韩国网民在网络论坛与视频平台形成信息茧房，反华叙事在其中被反复强化，逐渐变成一种“常识”。

当然，要真正理解韩国反华情绪的结构性背景，不能忽视美国的作用。自“萨德事件”以来，美国在安全与战略层面对韩国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首尔放弃战略模糊，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

过去，“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思路，曾为韩国提供了外交上的灵活性。然而，美国智库和华盛顿政策圈不断批评这种“骑墙”，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公开敦促首尔“重新承诺韩美同盟”。拜登政府还要求首尔在“四方安全对话”等印太机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美国加紧对韩舆论与学术渗透，美国资金支持的智库和媒体在韩国公共话语中不断强化“中国威胁论”，许多韩国学者和记者在华盛顿的框架下接受培训或获得资助，使得反华立场在政策圈被进一步制度化。保守派抗议者在声援遭罢免的尹锡悦时，同时挥舞着韩国国旗与美国国旗。其潜台词是：亲近中国可能导致韩国疏远美国。这种零和思维在当今日益极化的韩国政坛讨论与民意调查中屡见不鲜。

韩国与中国、美国的政策协调度评分。图片来源 日本《外交官》杂志

可以说，美国是这场“反华情绪工程”的外部设计师。韩国社会的历史怨怨、经济焦虑与代际冲突本可导致复杂多元的舆论，但在美国战略推力的引导下，反华成为唯一的出口，并逐渐压制了其他可能的解释。

保守派政客提供政治动机，右翼媒体与社交平台提供舆论渠道，美国则提供战略框架与外部压力。这三股力量合流，使得反华已成为韩国的“政治正确”，即便是亲华或务实的政客，也难以逆势而行。

双刃剑：韩国的战略困境

反华情绪在韩国的快速膨胀，无疑为保守派政客和右翼媒体带来了短期红利：它能激发民族主义激情，凝聚选票，也能为某些媒体平台带来可观的流量。然而，从国家层面看，这种狂热更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赋予韩国政治动员的便利；另一方面，它却深刻削弱了韩国的外交回旋余地和战略自主性。

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韩国曾在“战略模糊”中收获过相当大的灵活性，让韩国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然而，随着反华情绪成为社会主流，这种模糊空间正在迅速消失。即便是倾向务实的自由派政客，也不得不在选举中迎合反华情绪，否则就会被对手贴上“亲华”的标签。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推动与中国缓和的政策都可能被视为“背叛民意”。例如，李在明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表示，韩国“应击沉侵犯韩国领海的中国渔船”。

另一方面，保守派虽然利用反华修辞赢得支持，但一旦执政，也必须面对现实的外交与经济困境。结果，他们在对华关系上进退维谷：既不能公开缓和，又无法承受全面对抗的代价。

换言之，韩国的外交政策正被民粹化的反华情绪“绑架”。当外交政策沦为内政政治的附庸时，首尔就很难保持灵活的战略选择。

韩国与中国经济的高度交织，意味着反华政策无法不付出代价。中国长期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半导体、化工、汽车、电池等产业链中紧密相连。任何脱钩尝试都将直接冲击韩国出口和就业。结果是，韩国既无法真正脱钩，又不得不在政治上摆出对抗姿态，形成“嘴硬心虚”的尴尬局面。

从安全层面看，反华情绪不仅没有让韩国更安全，反而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过度敌视中国，可能削弱韩国在半岛安全问题上的回旋余地。首尔如果彻底倒向华盛顿，等于放弃了通过北京影响平壤的可能性。此外，随着美中博弈加剧，韩国反华情绪的政治化使其更容易被美国纳入印太战略的前沿阵地。这意味着韩国不仅要承担对华对抗的成本，还可能在台湾、南海等并非核心利益的议题上被动站队。首尔越来越像是美国在东北亚棋盘上的前沿阵地，而非一个具备独立选择的中等强国。

除了外交与经济层面，反华狂热还在内部撕裂韩国社会。保守派与进步派在中国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放大了既有的社会对立。任何试图推动务实对华政策的声音，都会被迅速淹没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

正如光云大学金熙圭教授所警告的那样：“反华狂热是政治精英的胜利，却是国家利益的失败。”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空间本已狭窄，而这场全民化的敌意正在让空间彻底消失。

从表面看，韩国似乎在通过敌视中国来彰显国家身份和自主性；但从深层看，这种敌意本身就是被操控、被放大的结果。它反映的不是韩国的自信，而恰恰是韩国的焦虑：对产业竞争的焦虑，对社会固化的焦虑，对国际地位的焦虑。反华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种焦虑提供了宣泄口，却无法解决任何根本性问题。

这也是韩国反华主义的悖论所在：它在短期内带来政治动员与社会宣泄，却在长期中侵蚀韩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制造“中国威胁”，韩国政客或许赢得了一次选举，右翼媒体或许收获了一次流量高峰，美国或许获得了一个更顺从的盟友；但韩国作为一个国家，却失去了在复杂地缘格局中自主调适的能力。

最终，这种反华狂热并不会削弱中国，却可能拖垮韩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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