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1644史观”，首先它暴露出来一个问题是：历史观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混乱的。“1644史观”，它能不能算一种历史观？其实未必，它无非就是一个出发点，一种偏见，你可以说一种立场，但很难说是史观。

电影《澎湖海战》海报

1644也好，1840也好，你可以假想自己站在这个角度去理解历史，但这仍然不是史观。史观不是个人的，它的主体是一个文明体，是一种传统。个人，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我们允许把史观放到个人层面——我自己搞一个视角就算有史观了——那三岁小孩看电视，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也可以算他自己的“史观”。所以本质上，史观首先要澄清的就是：1644这个点是支撑不起真正的史观的。

那什么能支撑起史观呢？从学术上来说，“史观”是只有你接受一个文明传统才能谈的东西，也就是说必须解决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问题。而如果以中华文明连续性为前提，如果对我们连续性这个前提有一定认识的话，所谓的“1644史观”就烟消云散。因为我们马上会意识到，连续性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存在本身，就意味着1644这个节点根本不具有谈历史观的合法性。你可以搞噱头，但非要说它是一种史观、一种理论，基本上还是一种装神弄鬼。

观察者网：虽然如您所言，在逻辑上这是一个悖论，但对于很多“1644史观”的拥趸来说，专家越解释，他们的逆反心理就越强。甚至有这样的说法：“理中客已经死了，事实并不重要，我们就是要把它武器化。”

王献华：这里边有一个让人很悲伤的事实。出来回应这个问题的专家，首先要有能力处理历史观的问题。谈历史观是有门槛的，它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再反思，如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认识，这样的专家也一样是在摸黑打架，双方都看不见彼此。

如果大众觉得你这个专家在“装神弄鬼、欺负人、装模作样”，那么自然而然这种“武器化”就会出现——“我知道是这样，我就是要把它武器化”。他有恃无恐，因为你去武器化的时候，没有人有能力拆掉它。从认知能力上、理论高度上，没有人能做到以碾压的方式把它消解掉。这是让人很恼火的：你的“专”体现在哪里？

观察者网：在这场讨论当中，一些网络上比较中立的人也提出，吵得这么厉害很难达成共识，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官方的清史到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盖棺定论”。

王献华：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人言纷纷，到现在为止，对清史似乎并没有达成一个专家层面上的共识。如果说社会层面没有一个共识的话，专家层面其实也没有。

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长期以来是有我们的史观传统的，但是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被击溃了、被碾压了。以至于我们的史学，把我们自己本来拥有的历史观给忘了、丢了，然后尝试着去学着用欧洲人的那一套去阐释中国的历史。

在经验积累，比如考据等方面，可能也不是不行。但是当人们进入“究竟如何理解历史”这个问题时，就出问题了。

欧美人理解的历史，其实是只认文字不认事实的，欧美人理解的历史其实是神话味道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AI。至于事实如何，在他们的传统中间，言辞就是一切。这其实是欧美传统的一个致命缺陷。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优点的，因为我们认事实。但在我们学术的发展中丢掉了这一点。

须知别人的言辞一样是有立场的。别人在谈中国历史的时候，哪怕是比较善良，也不会维护你的尊严；稍微有点坏心眼，就是过来PUA你，让你认人家做老大，把你的好东西都献给人家。我们的史学过去200年被欧美史学冲击，其实是清史现在莫衷一是的最关键问题。按照我们中国史学传统，或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逻辑，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

所以现在需要痛定思痛。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一定要直面这个重大的、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属于我们自己传统的、真正称得上历史观的系统。它不一定是完全彻底地恢复我们曾经有的，因为时代在变化，技术条件在变化。但这个任务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否则，类似“1644史观”这样的问题会一直像阴影一样萦绕在我们头顶。

如果历史观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在文化场域中就永远不得安生。这是我们传统、我们文明，是老百姓也好、所谓的专家也好，安身立命的家园所在。如果这个家园是漏风的，房子的四梁八柱起不来，那就好不了。

观察者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文科学者、文科生其实是肩负着使命的。否则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民众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的看法也会容易从“河殇”到“大明天下无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王献华：一开始我就讲，“为人民服务”是态度，但怎么为人民服务？在我看来，文科人要做的，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所谓“极高明”，就是如何弥补我们现在的文科在知识上的赤字——别人懂的我们不懂。我年轻时跑去学冷门领域，就是深感人家懂我们完全不懂，人家想怎么忽悠我们就怎么忽悠。我们现在的文科领域中，这种真正的硬知识、造成直接区别的东西仍然远远不足。我去做苏美尔研究，至少现在我看美国人、欧洲人拿着苏美尔说事的时候，我不怕他们，我知道他们怎么回事。这种知识赤字，我们有时称之为“冷门绝学”，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有人顶住。这种“极高明”，甚至可以不直接追求现实服务的价值。

另一方面，从价值导向上，即使是去做这种非常冷门知识建构的专业人，也要明白，不管你学的东西离真实世界多远，你最终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词儿不是虚的。比如，我跑去跟老百姓讲楔形文字是什么，老百姓不会有兴趣。但我通过研究楔形文字，对欧美人忽悠中国人的话术有了更深入的判断和了解。当欧美人又忽悠我们、在我们面前假装有文化的时候，我也许可以跟隔壁大爷说：“大爷，别听别理他们，这玩意都是他们乱吹的。”就在这无意之中，我有用了。

所以，通过“极高明”去发掘我们对世界的见识（因为见识必须建立在知识之上），再运用自己的见识为人民服务，这个逻辑是闭合的。对专业度的追求和对社会服务性的追求，在我看来不但是可以兼顾的，而且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好社会服务的人，我会怀疑他的专业水平——你号称专业，你专业在哪？见识何在？

我有一个朋友说得很对：进入AI时代后，对于文科生来说，也不是说一下子都把你搞死了，但它把中间层——装神弄鬼、装腔作势的空间搞没了。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比现在的AI高明，要么你比现在的AI便宜。我觉得很有道理。对文科生来说这个很可怕，因为你很难比现在的AI更便宜了，但好像比现在的AI高明也很难。所以，这可能就是现在喊“文科危机”这帮人的一个合理性所在。

当他们把所谓的学问处理成复制粘贴的时候，机器干得比他们更好。像我这种冷门专业，反而没机会找个洋大师，负责给洋大师当好翻译，把中国人糊弄住就完了。所以我反而习惯了一种意识：学问要通过见识来服务人、服务社会，而不是通过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得来的所谓专业空间来占据资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

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教育系统、管理方案，都会因时应势做出正确的应变。今天我们聊到的“历史观”——表面上看是学术问题，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我相信我们也不孤独，也会有很多其他的有志之士、有关怀的同仁，也会往这个方向上去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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