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民主的免责效应

在相同的官僚体系和选举体制下，参选政党的政治边防相同；而最廉价又有效的竞选方式，就是向选民恐吓对手的政治边防不同。于是，蓝营越逆向“亡国感”挣扎，就等于越顺从绿营的操作，结果就是拿香跟拜而已。一年多下来，即使疫苗荒的“末日感”来临，顺从政党政治的政客丝毫未敢造次，蔡政府也依然拥有4成以上的支持者。

这种政治格局和“民主”生态，说明了台湾政治性格的依附性、图利性、浅碟性和残酷性。选民的政治认识和格局有限，加上竞选且能胜选的政党更有限，使得任何执政党不愿也不能进图长远。长远的政治敌人是中国共产党，但因为自己不是对手，便利用当自己是棋子的美日外力为中共的对手，以从中牟利。

所以，台湾当局惯用的套路就是“两岸问题国际化”；而外力干涉中国疆藏港问题时，台湾当局则乐于率众助威，这是台湾的政治性格使然，也是台湾去殖民困境的所以然。

另一方面，内卷化的民选体制和政党政治本身，成为台湾当局施政免责的机制。无论4年或8年，都属短期饭票。这就导致执政当局在有限的周期内，必然先满足自身党派和少数人的利益，而不去顾及大多数人的需求，也不在乎长远的、整体的、民众的发展，横竖捞完了就换人去顶。

因此，台湾年年编列巨大的预算花销，除了购买军火和“邦谊”来巩固精神堡垒之外，实际的基础建设和人均薪资却停滞不前或进展缓慢。执政党可以任意设定无关民生的政治议题，并包装为民主民治的政绩，结果是乱花的钱多，可用的人少，在这次疫情又一次吐实。至于债留子孙祸延后代的问题，自有下一个执政党来面对。

所以，选民在同样的政治格局内，每次选举都是对现任执政党的否定，新任执政党也是依靠否定前任执政党而胜出。无论选举人、候选人或政党，全都周期地、机械地否定眼前的对象，而不必面对自身作为否定的对象。这种否定的免责机制，保固了没有选择的选举，保固了真正该被否定的对象，反共威权得以成为民选时代的政治遗产。

集体领导的历史任务

但政治难得的是肯定与承担，否定与免责不过是收割韭菜的廉价民主。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藐视西方民主的李光耀曾对媒体表示，中方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他日后决定在新加坡推行华语的重要因素。而那场战争，也决定了台海两岸不同的政治实验，至今70余年。

70多年前，在中国领土上的大多数人民选择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这包括受邀赴天安门观礼的田富达、李伟光、谢雪红、杨克煌、王天强和林铿生，以及由日本返国的前台湾民众党干部谢南光等台湾人。70多年来，为了回应人民的选择，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承担起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责任，承担起惯于否定的台湾社会所不愿也无力承担起的这项历史任务。

不同于“民选独裁”或“威权政府”，中共选择了集体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其根本特征是民主集中，有别于分权制衡和政党轮替。这种选择既有一个历史过程，又要经过历史的考验，在人多势众、地大物博的具体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健全集体领导制。

南橘北枳，只有从事实和结果，才能评断一个制度的成绩。现在的中共并不向外推销集体领导的价值或意识形态，而是专注于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但正是集体领导下连续的“五年计划”，才能步步经营，建构起前述抗疫的力量和效能。

单以医药卫生体系为例，大陆在中西医药方面采行兼容并蓄、实事求是的方针。由中央集体研议和决策，统一调度人力物力财力，完全不受国内外厂商资本家或政治势力的影响。就在去年，当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的中医药见效后，通过集体领导的机制而普遍施行中西方法结合的治疗，没有任何偏见或私利可以影响这种治理决策。

事后证明，各医院确诊病患转为重症的比率大幅降低。几千年的医药传统，通过一个百岁政党的集体领导，而继续焕发济世救人的智慧。

几个月后，台湾“立法部门”负责人在一场中医药的学术论坛上致词，说“中医”、“中药”宜改称“台医”、“台药”。今年，台湾本土疫情爆发，确诊重症与死亡数目攀升，“台医”、“台药”依然无声无息。

沉默之声，应该就是这岛屿对百年中共最真实的回响吧。

参考文献：

[1]史奈德，《重病的美国》(Our Malady)初版，译者：廖珮杏，新北市：联经，2020年12月，第48-51页。

[2]同注1，第164页。

[3]同注1，第183-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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