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纷纷扰扰，恐怕大陆读者当观众的热情都已经大大消磨。但不管怎么说，“台独派”与“统派”的存在是事实，关心统一的大陆读者还是有必要认识这两派到底是怎么回事。

“台独”源头与“反共”分不开

“台独派”是两岸分断体制的直接结果，两岸分断体制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的“双战构造”(陈映真语)使然。也就是说，“台独派”肇因于上世纪中叶形成的“岛国体制”，不论这个体制的称号为何，其核心就是“反共体制”。这个基本核心支撑着“台独派”的生存框架60余年，至今没变。反过来看，60余年前台湾既不存在“独派”，也没有“统派”；只有“反共体制”或“岛国体制”的瓦解，才能带来统独话语的终结。

不过现象似乎背反本质，过去扈从或拥护“反共体制”的文人政要，反而容易在“反独促统”的两岸声浪中走红。其中有些人的著作文章还被广为传颂，甚至进入大陆中小学的教材，有些人则成为深受大陆学生欢迎的演讲常客。再如2014年9月听到习主席重提“一国两制”后，某“统派”大员返台即刊文表示“中华民国不是香港”。那么，“统派”在岛上的台独政治中，是不是作为一种成就“民主多元”的道具而存在？

如果说是出于“爱国不分先后”的统战需要，而将“反独促统”改变为“化独成统”，那么人们应该怎样看待“反共体制”下的历史人物？其对于今后的统战工作，又有什么意义或启发？

统独问题如果脱离或无视“反共体制”来讨论，那恐怕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后者是“一中各表”的温床，也是“台独派”在当下存活所需要的政治语境。因此，“统派”、“独派”的分类在岛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标签，而没有哲学或伦理的意义。无怪林浊水所说的“民主化和台独化是无可切割的一体两面”，能成为台湾的政治逻辑──即“反共”＝“民主”＝“台独”。

这一脉络似乎很清晰，但仔细分析却能得出看似荒诞的结论。比如，作为台湾“反共”第一人，蒋介石岂不成了“台独”先锋与“民主”舵手？绿营的“去蒋化”，难道应该受到岛内外“统派”的欢迎？又如某些人物也谈“中国人”，也否认“台独”；但他支持“反共”学运与台式“民主”。再如某“反独”又“反共”的大佬，既不好说他是“统派”，也不好说他是“独派”，估计只好叫“蒋迷”吧。

荒诞的结论正提醒我们要注意实质：“独派”、“统派”的白热化、标签化、庸常化，是台湾最近30年来的历史路径，与台湾的“民主化”同步。所谓的“统独”和“民主”构成一种均衡存在，而成为台人眼下的“维持现状”。

但台湾政治学者胡佛认为：国家统一是政治体系中最根本的思考层次。美国的例子可以印证胡佛的看法：相较于黑奴人权的解放，国家统一是林肯最根本的思考层次。但是，美国统一战争却和台海统一战争没有可比性，前者的地缘、资源、技术、人口和外援条件，支撑双方进行战争4年；后者的相关条件则无法也不必支撑双方战争那么久。美国更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参照是：先有国家统一，才有民主富强。

“反共”的人真能成“统派”吗？

然而舆论界定所谓少数的台湾“统派”，其内部还是纷杂的，甚至矛盾的。

比如有“统派”大员主张台湾“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议统一、合作统一”，以避免“屈辱被统”。这问题是台北有没有150年前“美利坚联盟国”那样的条件和可比性？即便有，联盟国仍在合众国发动的统一战争中“屈辱被统”不是？否则，北京不跟进“共议统一”又如何？

现实是，台北放弃了通过谈判为自己争取更大权力的历史机遇，也就是拒绝在两岸实力差距相对较小时和谈统一，这就意味台北和北京“共议统一”的筹码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北京因为自身条件和时势使然，日渐取得触动东亚和全球政经秩序重组的相应权力，筹码和时间都握在手，也就不存在“屈辱被统”的焦虑。

当然，台北过去的弃权不全然是主动的，其中包含外力因素；但这反而凸显台北作为政治主体的正当性不足，“共议统一”从而是超乎条件的想像。换言之，无视体制壁垒的“统派”往往是反效果，当“独派”用“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来笑纳“中华民国”时，“统派”话语似乎没有招架之力。

另一方面，北京建构的经济战略全球布局，明显是有序的安排，“两个百年”从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的大局成败关乎中共执政的正当性。正如台湾学者朱云汉所说，全球过去300年来的历史事件中，只有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美国崛起，可与中国崛起相比。那么在客观上，“议统论”、“合统论”如果没有超克“反共体制”或“岛国体制”的遗绪，其中就不免包含“独派”的政治元素。

其实台北越“亲中”，美、日越紧张，越任台北在某种程度内予取予求。所谓“卖台”，不过是因应“民主”对立所需要的政治修辞，但那反而让台北的能见度淹没在自己的恐吓中，毕竟现在美日谁也买不下台湾，而台湾却无法自绝于两岸交流。只不过，60余年来的体制壁垒，已构成一般人深固的政治心结，这时候便凸显台湾另一类“统派”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