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7年左右，好莱坞有个抗日题材的电影，讲美国一群混混走私犯在中国突然被美军征用，去731部队救一个美军的故事。他们找我改剧本，因为要在中国拍嘛，剧本是好莱坞的编剧写的，我就负责把特别离谱的、不符合中国地理和历史的部分改一下。

当时他们找的甄子丹，甄子丹这个演员就很有判断力，原剧本是个国民党将军，领导一支游击队，甄子丹说我要演就演共产党，我不演国民党，我说“对嘛，改成新四军的支队长，支队长也叫司令员，跟原剧本将军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好莱坞马上就同意了。那么，电影是个生意，为了请到大明星，人家很容易接受这种调整。那么，故事就从原来的类似印第安那·琼斯那种冒险叙事转而呈现出另一种抗日叙事了。

还是这个剧本，里面有一段戏——美军进入一个村庄，与村民联欢，日军来了，美军就撤了，日军军官发现美军留下的一个棒球，就召集全村的村民集中，就拿着棒球问一个孩子，他们去哪儿了，还拿枪顶在孩子头上，孩子的妈妈哭，全村的村民吓坏了。下一场戏就是日军追上了美军，那么很显然就是村民们告诉了日军美军去的方向。我说这里我要改一下，美国的制片人问“你想怎么改”？我说，日军召集了全村的村民，把枪顶在孩子头上，孩子看向妈妈，妈妈流着泪向他使劲摇头，孩子再看村民们，村民们都用眼神制止他，摇头，孩子没有说，日军开枪了。然后，枪指向第二个村民，村民们都向他摇头，示意他不要说，就这样一个一个杀，也没有人说。美国剧组的人都说特别好，“Good  idea！” 他们没想到群众能这么硬，可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啊！关键是，我们的叙事者得有这种主体意识，不能人家怎么写，我们就怎么认。我们可以诉说、塑造另一种他们没有见过的群众，一种可以称之为“人民”的群众。所以，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去言说“我们”的故事。

当然，这片子一直没拍啊，因为疫情中断了。

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提出的“新感受力”概念，应该启发到我们。其核心是反对将艺术、社会与个体经验简化为抽象的理论教条或意识形态标签，拒绝用单一的智力解读消解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主张以直接的感官感知、鲜活的个体体验为基础，实现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的平衡。真正的理解，始于对事物本身的直观把握，而非对预设阐释框架的套用。在当下的叙事领域，这种新感受力具体表现为：摆脱宏大叙事的空洞说教，回归个体生命体验的真实表达，用可感知的细节、可共情的故事，替代概念，让受众在情感共鸣中自然接纳叙事的核心内涵。

除了新感受力，还要有“新表达力”。其核心是适配跨文化语境、贴合当代受众习惯的叙事技巧与呈现方式，打破单一文本局限，善用多元载体让东方叙事既守立场又高效触达。二者相辅相成：新感受力解决“叙什么、为谁叙”；新表达力解决“怎么叙、如何传”。西方叙事的强势，既源于话语霸权积累，也得益于成熟的表达力——善用影视等大众载体，利用通俗文化，构建故事化叙事，注重视觉与情感符号植入。我们要虚心学习这一套。在民族复兴关键节点，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历史叙事、现实叙事、未来叙事。

我们要筑牢历史叙事的主体性根基，主动争夺历史解释权。当下，各国对历史叙事的争夺已趋白热化，韩国《安市城》、印度《加勒万河谷之战》等作品虽歪曲史实，却警示我们：历史叙事争夺是关乎国家形象与民族认同的主权博弈。

长期以来，西方在二战历史、八国联军、义和团等历史叙事中以“裁判者”自居，用其价值观裁剪真相。我们不能再追随西方历史观，而应立足中国立场，重构历史叙事，建立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历史解释体系，让世界看到连续、完整、鲜活的中国历史，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我们要找准现实叙事的融通之道，以新感受力打破认知壁垒，以新表达力搭建传播桥梁。现实是最具说服力的叙事素材，面对新疆棉、台湾问题等涉华议题，西方常进行意识形态绑架；对精准扶贫等伟大实践，又选择性忽视或刻意曲解。

我们强调的“民间传播力量”与苏珊·桑塔格的“新感受力”理论应该相呼应：普通人的生活经验、真实发展场景，能以更直接的感知冲击力打破西方的歪曲叙事；而新表达力让这种冲击更精准高效，通过图像等感性载体能让世界“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容易理解”。

我们要拓展未来叙事的包容性视野，比如电影《流浪地球》便是成功实践。未来叙事的竞争本质是“感性体验权”的竞争，谁能构建更具共鸣的未来场景、运用更适配的呈现方式，谁就能占据主动。

电影《流浪地球》（2019）剧照

叙事主权的争夺战，既要有批判西方话语霸权的勇气，更要具备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智慧。印度、韩国争夺叙事权的实践虽可鄙可恶，但他们主动出击的姿态值得我们借鉴——叙事权的争夺，容不得回避、退让，更不能被动防御。

我们所强调的文化主体重建、不对称话语结构突破，共同指向了中国叙事主权构建的核心路径：摆脱对西方叙事框架的依赖，用中国的概念讲中国的故事，用中国的标准评判中国的得失，用中国的智慧观察世界的变迁。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能否在西方叙事之外，建立起真正平等的东方叙事，进而系统性地重建世界叙事结构？答案是肯定的，而这正是当代中国文科研究的核心课题与时代使命。

我说自己 “很顶但不流”，其实顶流不重要，“顶用” 才重要。咱们的叙事能顶得住西方的叙事霸权，杀出一条血路来，能流进世界人民心里，这才是真・顶流。

演讲完毕，我需要再喝一杯奶茶，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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