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个有双脚的人，也许很难体会坐在轮椅上的感觉吧！比如突然在古老的八角型图书馆里看见电动升降椅子，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像鸟一样升上去，到那个天窗和藏书接壤的空间里……也许这就是找到出路的那种感觉吧！《卫报》一连数天刊登了一系列关于查理的报道和评论，其中一篇讲述查理凶手成长史的长文，尤其让人感叹。我之所以对那那篇长文感兴趣，是因为它没有像其他评论性的文章那样把焦点放在各种主义的对垒上，而是具象地讲述了关于人的故事。无论心理残疾到什么程度，他们也仍是人，而不是魔鬼。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停止对人的妖魔化，是否也算为终止暴力找到其中的一条出路？

巴黎第十区，从Repubique到Gare du Nord一带，是一个移民众多，文化混杂的地带。在一个以欧洲中产阶级白人文化自居的人的眼中，它想必应该是极富有异国情调的。在那里，语言，食物和小商品之多样化，甚至会混淆你的方位感，让你一时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北非，中东还是欧洲。

据《卫报》那篇长文报道，1980年，Cherif Kouachi就出生在那里。Kouachi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家庭的五个孩子之一。

《查理周刊》事件嫌犯之一的Cherif Kouach

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及利亚在1830年被法国占领，成为法国领属地。一战前后，阿裔移民作为廉价劳工被大量输入法国。1954年到196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通过战争手段，付出50万阿人的生命，终于从法国手里夺回了自主权。战争造成的紧张关系，令当时居住在法国境内近20万的阿裔移民处境难堪，左右为难。阿裔移民因此不再受法国欢迎，且不说他们的穆斯林文化和法国本土文化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冲突。法国本地人和穆斯林移民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外人很难评价。但是关于法国移民歧视之类的负面报道和纪录片却很多。

Kouachi在幼年时代就被父母抛弃了，是父母双亡还是无力抚养，原因不明。随后，他被送进了远离巴黎的Care Homes（相当于孤儿院）。18岁，他和哥哥一起返回巴黎，逗留在东北区一带，过起了四处借宿，睡在地板上的流浪生活。他没有文凭，除了一张体育项目资格证，一无所有。但资料显示，当时的他谈不上特别偏激，充其量只是幼稚。他不定时去清真寺做祈祷，去俱乐部狂欢，玩说唱乐，吸大麻，喝酒……总之，和普通的小青年没有什么差别。

接下来，他认识一伙同城小青年，和他一样，他们都出生在支离破碎的家庭，都早早告别学业，很多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混在了一起。他们都来自巴黎第19区，一个工人阶级，街霸和学渣横行的街区。他们都没什么正式工作，且都有过偷盗，贩毒，人贩之类的前科。他们之中有个被视为“古鲁”的比Kouachi大一岁的家伙，叫Farid Benyettou，当时的职业是清洁工，却对发生在伊拉克的“圣战”十分狂热。时值2004年，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

这个小团伙，在后来的法庭审判中被看成是一个“二流的业余团伙”，“法国第一个圣战学校”， 不过团体中确实有几个家伙，还真的去了伊拉克，其中三个死于战场，活着回来的也都多半断手断脚。当年从法国去当“圣斗士”的青年大概有1400人，有70位法国公民或居民战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和当时相比，今天，去参加“圣战”的法国青年则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格局，他们不一定是那些穷苦的伊斯兰移民，他们有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披萨店靠送外卖为生的Kouachi，也企图去做“圣战士”。不过在登上大马士革的飞机之前，就被抓获了。那是2005年1 月，他的法庭口供显示，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离开法国。“离起飞的时刻越近，我就越不想走。但我害怕自己看上去像个懦夫。”随后，他被判刑 3年18个月。他的律师描述道：“他其实看上去就像个脆弱的孩子，对政治略知皮毛，心理上，他被那个古鲁操纵着。”那个古鲁让Kouachi觉得自己很重要，他聆听他说话，并把他看作一个存在的个体。而Kouachi其实并不善于思考，他连伊斯兰教和天主教都分不清。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去参加“圣战”，他说：“之前我只是个小流氓，但‘加入圣战’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我觉得很爽。完全没有想过会死的问题……反正经书上说殉道而死是一件好事。”

Jacques Follorou，法国《世界报》的记者评论道：“这群失足小青年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政治主张，没有经验，反社会，心理上处于（崩溃）边缘，然后遇上了一个教唆者，就这样被操控了。他们其实寻找的是身份认同感。”

“如果说这个古鲁的课堂只是一所业余学校，那么真正让Kouachi毕业并获得资格证书的，则是他服刑的监狱。”（——《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