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很多州，履行陪审的义务是很多公民必须要做的。这个学期我教的一个学生就被召唤去做一个谋杀案的陪审团成员。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六条规定被告人有使用陪审团的权利。当然，这一般都指比较严重的案件。如果是量刑肯定不会超过6个月的，或者未成年人的案件，一般都不用陪审审理。有学者指出，陪审团一般在一些偷盗类的小案件上会判刑比法官重，而在涉及到死刑等量刑可能会较重的案件的时候，反而会相当谨慎。想想自己一个决定会夺走一条人命，这个决定还真不敢轻易做。纽约的法律规定大陪审团需要23人中的16个人在场，并且有12人同意；陪审审理的时候往往需要全体讨论后统一意见了（unanimous)，才能给出陪审团的意见。

我的学生因为参加陪审请了两个星期假，因为所有陪审团成员必须与外界隔离，不能上网不能看报，自然也不能被我这个教书的“洗脑”，平时和其他成员在一起吃喝拉撒，在她看来，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这种与世隔绝，是为了让成员们不受外界舆论的影响，保持自我的独立判断。在案件结束的时候，法官还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告知我她启动了一项法律条款，约束我作为她的教授，不能因为她缺课给予任何的惩罚，因为她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

选陪审团成员的过程其实也是蛮有趣的。身边做过陪审团成员的人好像都不太愿意再被召唤，因为确实是相当费时间费精力的。往往选择会考虑到组成能够反映当地的人口比例，同时不能有人与此案有任何的可能存在的关联。假如你自己的职业就是律师，那么对不起，你做陪审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会觉得你太过于有说服力，而且有可能通过专业素养反向推出一些信息，影响陪审团内部的平衡。其他还有很多细节，这里就不再赘述。但关于组成反映人口比例这一条，这次弗格森一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在一个白人黑人大概9:3的城市，陪审团自然也按照9:3来选拔。抗议的黑人群体自然而然觉得这种陪审团的组成本身就又一次歧视了黑人，造成了不公。

种族在城市中的比例和在警察中比例很不协调，其实从另一个层面看也是一个制度性滞后。弗格森这个城市其实本来是白人占绝大多数的，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黑人人口不断增加，虽然还没有超过白人，却已经到了不可小视的比例。但警察局的人口变迁却并不像城市人口那么快，几十年前全是白人的警察局依然几乎维持了原样，因为这些警察既然从事了这些行业是要等着在这领退休金的嘛。这也就造成了大家觉得是一群白人在管理一群黑人了。

认定有罪的量刑依据

以上的这些案例，好像都是没有被认定犯罪的。那么，我们稍稍来探讨一下，假如一个人被确定有罪，量刑的根据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处罚别人？我可以想到的有几大原因：1)为了处罚罪犯，相当于是社会在“报复”个人 2）为了培养一个更好的公民，去监狱里接受改造 3) 为了警示其他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因为那么做是有严重后果的。其实不同的原因会有很不同的量刑尺度。比如在一些国家，偷东西就要被砍手，这是非常残忍的。但可能因为这样的法律，人们就不太敢去违反，降低了犯罪的可能性，所以它主要是第三条“警示”的动机，起到威慑的作用。很多国家的制度往往在第一和第二条原因之间摇摆不定，分明是期待监狱出来的曾经的罪犯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却用第一种社会“报复”个人的方式去量刑，导致绝大多数人出狱了之后立马再犯，又被送进去，成了监狱的常客。美国的监狱系统也因此人满为患。

关于量刑，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精神病”相关的辩护。但其实在美国法庭的辩护中，真正选用这一条的是极少极少的。但是，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或者被“操纵”的人是否应该量刑有所区分的？记得几年前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英国的灵力魔术师达伦布朗通过一些心理的暗示和行为引导，让一些人几乎是像被他操控一样，去抢运钞车。假如这是真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放宽“精神状态”相关的减刑标准呢？人的犯罪和他自己的意识关系更密切，还是只要是他的行为他就得负责任？

美国社会目前其实是处在一个相当消极的状态：许多城市在游行抗议，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抢劫商铺，焚烧他人财产的状况；美国国会下周又到了一年一度通不过预算就要关闭政府的截止日期了。这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些非常重要且耐人寻味的问题：当民主和法律出现冲突的时候你会站在哪一边？（比如法律说前文提到的这些白人警察都无罪，而假设民众觉得他们应该被判刑）当制度和常情判断冲突的时候你会选择谁？（比如国会两党相互博弈之后宁可损害全国民众的利益也要保住党派利益不符合常情地让政府关门）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都是相互之间孤立隔阂的熟人社会，因此很多“规矩”都自然地在约束人们的行为，你要是真的让谁画个押、签个字靠法律和契约办事，人家反而会觉得你“见外”了。犯错、惩罚，也会有家法族规在情理中实行。这与前文描述的法律、犯罪、惩罚天差地别。你更倾向于哪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