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岑说，自己当时太小了，对死亡没有概念，只从电视里看到过。但是越长大，越知道失去亲人的感受。

老师总是单独告诉他“你和别人不一样”，每到寒暑假，尤其过年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会放大好几倍，同学聚会时，他总是留到最晚回家的那一个。

“有人说，人走了就会变成一颗星星。我宁愿天上永远没有星星。”在一篇给母亲的日记里，廖岑写道。

焦波收的第一个徒弟是刘明富。他记得，离开汶川的时候，刘明富还留在村口，家里人让他问焦波喊一声“干爸”，他犹豫了半天，说不喜欢“干”字，最终叫了声“爸爸”。

但是日常的生活，并不总是充满这样的温情时刻。何文东爱和同学出去玩，彻夜不归，外婆只能报警找孩子。刘明富喜欢上网，还常和家人产生矛盾。往后几年过年时，他宁可在宾馆里看电影，也不愿意和家人、和焦波过。很多心理咨询师都在孩子们身上看到这种变化：年龄好像突然变小了，专业术语叫做“退行”，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心理重建，远比生活重建困难得多。震后有很多批心理咨询师去过廖岑所在的绵竹县汉旺镇安置点，但是这些人里，只有一位广州来的大学生一直和他保持联络。

地震后最初的几年里，焦波曾对外界的关注感到担忧。“灾难一下子降临到他们身上，一股巨大的暖流又在猛然之间倾注过来，像冰冷的雪山上头又浇上一盆热水，很担心他们能否承受。”

那时，关心他们的人很多，社会人士送的都是高级品牌，孩子们参加活动都是住的五星级酒店。志愿者对他们有求必应，不想走路了就有人背，对吃的不满意，吵着要吃麦当劳，就有人跑老远买来。焦波发现这个情况后，狠狠批评了孩子，也让志愿者们不要这样做。

这些孩子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的县城，看到了只在课本里读过的天安门、东方明珠塔，也第一次看到大海。但每当活动结束，等待他们的是板房里逼仄的生活。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张侃曾在媒体上呼吁，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反复却不持续的心理援助可能给一些灾民带来二次伤害。但这不能阻止廖岑一次又一次被拽回5月的那个时间节点。

地震过去5年后，廖岑明显感觉前来做心理援助的人“直接”了很多，学校把他们召集起来去听讲座，有时还要填一些问卷。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这些心理疏导，他也没能感受到地震后自己所经历过的温柔和真诚——地震后的几个月，来震区的人多是带着孩子们玩沙盘游戏、搭积木。他们几乎都不提自己的身份，也不会提心理建设、心理咨询的字眼，就说自己是志愿者。

更难以相处的，是加在伤口上的压力。焦波发现，孩子们被关注得少了，身上却被寄予了更多考上好大学、回报社会的期望。“这些好心人和我一样爱得太深了，以至于希望孩子们都成龙成凤。”焦波说。

那几年，焦波几十次回到灾区，和徒弟生活在一起，他很想拉着他们往前走。他想方设法找话题和他们聊，了解他们的爱好，但只要一说起学习，他们就往外跑，甚至发脾气。

2011年，刘明富不肯上学了，没日没夜地看电视、上网。因为在家里待不下去，他找到焦波，想学习拍纪录片。焦波给他取艺名“北川”，希望他不忘家乡、不忘本。

在拍摄现场，刘明富学会了生火做饭，开始愿意和别人交流。熟悉以后，他第一次讲起了地震前后的经历。他最遗憾的是和父母、姐姐没有过合影，他们留下的仅有的相片，是身份证上的大头照。

之后，他回了一趟老家，从北川县擂鼓镇驱车半小时后就没路了，还要再步行两个小时才到。木屋被地震震歪了，门板上布满了青苔，屋内草木丛生。他摸了摸锈迹斑斑的锅、碗和杯子，走到屋外抽了根烟就离开了，一句话都没有说。从那以后，焦波才感觉到刘明富的心结慢慢打开了。

廖岑小时候是6个人中最活泼的，见谁都笑。几乎所有的活动中，这个白白胖胖的小孩都作为代表上台发言。主持人把他背到肩上和姚明对话，问他上面感觉怎么样，“空气好清新呀！”他答道，逗得全场大笑，活动结束前，他还用上海话说“谢谢侬”。他主持过地震孤儿的活动，还拍摄了一部记录震后板房生活的纪录片。

但是后来，陪着廖岑长大的爷爷去世了，焦波也因为工作忙，很长时间没能去四川。

廖岑一度觉得，焦波和那些志愿者没什么两样，地震后来得勤，过了几年就不再关心自己了。再次见面时，焦波觉得廖岑的性格突然变得敏感、内向。

直到现在，焦波都常感到惋惜，他觉得廖岑是最有摄影天赋的，但却荒废了。“最捉摸不透的就是他，每天都笑嘻嘻的，但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到底在乎什么。”

“我觉得越长大越不开心。小时候什么都没有去想，结果长大了问题越堆越多，想不通了，手忙脚乱了。以前遇到问题都是逃避它，不去想，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做成。”只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焦波觉得终于听到了廖岑的心里话。

说完后，廖岑一偏脑袋，“是不是太负能量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那我说点正能量的吧，大学生活挺充实的，天天都有事情做。”

应对媒体采访时，廖岑用一套“标准答案”把那段记忆小心地封存，“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这样大家都能开心。”他尽可能不去回想，但外界总是迫使他回忆，他家的板房常常被摄像机闯入。有关地震的阅读和作文题贯穿了读书期间的多数考试。但他从不拒绝采访，“总不能让他们大老远过来，空着手回去吧？”

但他有时很抗拒在镜头里出现，因为觉得被拍的都是自己打游戏、成绩不好的状况。“那不是我的全部，但却是别人眼里的全部。”

为了能让廖岑考上大学，焦波和他的家人商量，让他学习播音主持，走艺考的路，焦波还推荐廖岑参加一档演讲节目。预演结束后，编导对演讲的效果和他的态度不满意，没让他上舞台，“你这样的故事没有让我们现场的人泪流满面，某种程度上不算成功。”

“他们可能觉得我吊儿郎当的。其实是我不想在别人面前说地震，说和爷爷的故事。”直到最近，焦波才得知，廖岑不喜欢播音主持。

廖岑告诉记者，从来没有人问过自己是不是喜欢播音主持，但想到大家也是出于好心，所以从来没有表达过不满。虽然拍过纪录片，拍过很多被焦波称赞、上了影展和画册的照片，但他说自己不爱摄影，“只是觉得做这些能让焦老师开心。”

过去的10年，焦波和6个徒弟的相处时间远多过自己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早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子女”，孩子们也把他当成父亲了。即使是不给好脸色的刘明富，外出拍片时也会扶着焦波走，在车上不自觉地靠着焦波睡觉，吃饭前提醒高血糖的师父吃药。

但是焦波后来是从别人口中知道，刘明富找了女朋友，这让他一度感到很挫败。这个朝夕相处的徒弟和别人都好好的，唯独爱对他这个师父发脾气。有时为他好让他做什么事，他一定要反着来。后来焦波想通了，其实小北川在对自己撒娇，“人只有对自己最亲的人才会撒娇。除了我，他还能对谁撒娇呢？”

最初几年，焦波对徒弟们很严厉，谁照片拍得少了，学习成绩退步了，都会批评。“很多时候甚至是逼着他们学，觉得不能对不起社会的关心。回头来看，好像有点过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着，或快或慢。能健康成人，不走入歧途，其实就够了。”

老二王晰选择用忙碌冲淡伤痛，他告诉记者，难过的时候，他就拼命学习，不知不觉也就忘掉了不开心的事。被焦波收为徒弟后不久，王晰找到焦波，说想把时间都放在学习上，不打算学摄影了，焦波尊重他的决定。

与他们不同，老四何文东热爱摄影。他一有空就出门拍照，交给焦波的作品最多，也最愿意琢磨构图。看着镜头里灾区生活的变化，他觉得“被点醒了，自己也要大步向前走”。

只是，后来妹妹身体不好，还被下过病危通知书，外婆也需要照顾，何文东只能辞掉广州的工作，回到四川照顾家庭。

他一直很羡慕刘明富能够拍纪录片。现在，他连拍照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偶尔用外婆和妹妹买药剩下的钱买摄影书看。他有时会被生活不受掌控的感觉弄得心烦意乱，但他很快就想开了，“生活不会等我，只会继续。”

如今，何文东还在为工作奔波，他的妹妹何美君因为体弱多病，跟着外婆一起照看麻将馆。

大师兄刘明富已经站上过国际纪录片节的领奖台，6个人中学习最好的老二王晰，坐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室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历地震。王晰的妹妹王海奕立志像哥哥一样考上好大学。跟家人和焦波商量后，廖岑决定开一个媒体工作室。

尽管境遇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6个人的生活看起来都在向正常的轨道靠拢。廖岑已经很少回老家汉旺镇了。他家附近有一座高高的钟楼，那场地震后，指针永远停在了下午2时28分。以前他很喜欢去钟楼边玩，县城重建后，那是他唯一熟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