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能任由历史仇恨发酵

几个月里，工作组和县乡干部在俞成辉带领下，展开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们约见村组干部、群众代表、贡巴寺的活佛、僧侣，翻阅大量有关尼江问题的历史资料，分别与两村群众深入沟通交流，向他们表明党委政府解决尼江问题的态度、决心和要求。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组对尼江问题做出了全面的分析研判——

源头在草山：尼巴、江车两村草场总面积为46.16万亩，理论载畜量为5.77万个羊单位，而实际载畜量为13.77万个羊单位，超载8万个羊单位，超载率为139%，草畜矛盾十分突出。

根子在积怨：尼江问题之所以全省出名、全国挂号，主要是因为草山纠纷背后明枪暗箭式的仇恨争斗。受此影响，法律在两村群众的心里几乎形同虚设，武装对峙、偷牛盗马、打架斗殴等犯罪行为在部分人眼里甚至习以为常，致使尼江纠结越来越深。

关键在方法：尼江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关键是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还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很多干部患有“尼江恐惧症”，开展工作时往往不敢直面矛盾，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核心在发展：因为仇恨争斗，两村错失了将近20年的黄金发展机遇，严重消耗了原本并不富足的财富积累，拉大了自身与外界的发展差距。贫穷落后的现实处境，既是严重影响尼江问题加快解决的瓶颈制约，更是滋长两村群众我行我素、自暴自弃、得过且过的消极情绪的最大隐患。

甘南州委、州政府认识到，尼江问题要解决，必须扣住这几个关键点，消除两村群众的对立情绪，建立信任；必须改变群众落后贫困的现实处境，跳出尼江看尼江，跳出草山谋发展。

按照这个思路，甘南州紧盯矛盾焦点，以群众工作为突破口，采取“化解积怨、疏导情绪、增进信任、达成共识”的方法，跟当地群众进行了200余次的沟通交流，听取群众的所思所怨所盼，及时回应群众提出的问题。

2013年7月，车巴沟的夏天到了。流水潺潺的车巴河清澈见底，湿润的河滩上绿意盎然。然而，就在两个多月以前，县里研究当年的搬牧问题，想让两个村子重新混牧，却遭到部分乡亲的反对。为此，两村于7月14日在尼巴沟口“集兵对峙”，械斗一触即发。

接到信息后，俞成辉立即带领工作组冒着被“冷枪”误伤的危险，深夜赶赴事发地，与双方村民分别见面交谈、劝导说服，最终使他们放弃对峙、回归理性。

“听了大家刚才的发言，想不到大家的生产生活这么困难，几十年的草山纠纷对大家的感情伤害这么深，大家有这么大的思想压力；也没有想到，大家的发言能这么坦诚，盼稳定、思发展的愿望这么强烈……”俞成辉说，“聚集在山上的年轻人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日日风声鹤唳，夜夜担惊受怕，时时承受着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和煎熬。面对这种情况，不仅党委和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想村上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同样痛彻心扉、苦不堪言。”

“如果我们不正视历史，不吸取教训，任由历史的仇恨和情绪再发酵再膨胀，我们就会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失去更多的亲人……”座谈会一开就是5个多小时，俞成辉的嗓子都沙哑了。

江车村村民道吉华藏发现，在俞成辉苦口婆心的劝导之下，乡亲们眼中那种冷漠和麻木的眼神逐渐淡去，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们谈到在械斗中逝去的22条生命，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这在以前从没有过……

尼江“坚冰”开始慢慢消融。

法治理念在村里生根发芽

警察撤走了！7月14日的座谈会后，“7·29”事件以来千人驻守车巴沟的应急状态解除了。对尼江两村的村民们来说，这正是他们所盼望的。

“警察在，我们心里比较紧张，不喜欢那样。”尼巴村村民苏奴道杰说。

“社会稳定的前提是人心思稳。过去那种做法‘稳得了一时稳不住长久、压得住势头压不住心头’，不仅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容易激化两村群众的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要相信群众，要还群众一个信任。”俞成辉说，在了解群众诉求的基础上，工作组决定将驻村干警撤出。

民警和干部从村子里撤走的消息传来，两村的老人们竖起了大拇指，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周秀被抓了！周秀被抓了！”整个江车村群情激愤。周秀是江车村原村委会主任，也是“7·29”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在江车村里享有较高声望。

2013年8月4日，在逃重点犯罪嫌疑人周秀及其家属和部分村民20余人，在兰州市被公安机关实施了抓捕。尕藏热旦和道吉华藏都记得，得知周秀被抓的消息后，江车村150多名村民集结在一起，要求卓尼县政府释放周秀。

“当时，大伙固执地认为周秀是维护江车村利益的‘有功之人’，认为公安机关在周秀探望病危的哥哥拉代时将其抓获是‘乘人之危’，说明政府对江车村不公。”尕藏热旦说。而此时，尼巴村的群众也在密切关注着政府将如何处理此事。

硬抓周秀，江车村群情激愤；不抓周秀，尼巴村群众不干，如何依法解决好这个问题，又取得群众的信任呢？工作组从10月中旬起不断约见尼巴村群众，反复做工作，在取得他们的广泛理解并确定变更周秀强制措施于法有据后，通过相关程序让周秀暂时回到了家中，如愿以偿见了病危的哥哥最后一面。

处理完哥哥的后事，周秀在工作组的说服教育下，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做群众工作。而随着法治理念的增强，原本抱有侥幸心理的周秀开始有了悔过表现和“认罪伏法”意识，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7·29”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让两村群众的激动情绪得到极大纾解，法律权威在两村开始树立，为进一步依法解决尼江问题奠定了法治基础。

对此，卓尼县委副书记旦正甲深有感触：“必须树立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办事，才能增强群众法制观念，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也必须俯下身子听民意，带着感情做工作，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从此，两村村民看待干部的眼神变了：以往不理不睬，如今主动接纳；过去不让进村，现在请上炕头。宪法、刑法、土地法、草原法开始在两村普及。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因人而异”的做法，让两村群众明白了，天下没有“法外之地”，也不存在“法外之人”，只有握手言和、安定发展才是两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