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丘就却】

他们是犹太人，有的笃信犹太教，生活方式传统；有的是世俗人士，却也坦然承认自己的犹太背景。与此同时，他们却对以色列国——战后犹太人公认的新家园——报以激烈的批评。因此，他们被一些人看作数典忘祖的叛徒，乃至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者”和“自我仇恨的犹太人”（Self-hating Jews）。而另一些人则夸赞他们是淳朴的传统犹太人以及正直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他们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批评以色列？他们的批评是基于怎样的事实和思想背景？

无论如何，他们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犹太”和“锡安主义”、“现代以色列国”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反映了不同社会力量围绕民族、宗教、占领、正义、回归、发展等困扰着巴以和平前景的重要概念，曾产生过怎样的摩擦与碰撞。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们当中的几个代表，看看这些“反锡安主义”而并不“反犹”的犹太人到底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城市守护者”及其他正统犹太教徒

在以色列分布着不少正统犹太教徒社区。正统犹太教徒往往笃信宗教，比较传统而保守。从穿着上看，正统犹太教徒男性穿大体（黑色为主，也有其他颜色），戴礼帽，留鬓发。女性则一般穿长裙，可能包头。一般情况下，男性一生学习犹太宗教经典，女性负责生育和抚养孩子。他们一般排斥现代科技，在某些社区，最常用的公告方式可不是我们这种微信群或公众号，而是在公告栏里面贴告示。在经济方面，他们需要拿国家资助，但因为孩子太多，妻子往往需要靠打零工补贴家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拿着以色列政府资助读经学院的人，却有相当一部分反对以色列政权，支持巴勒斯坦，甚至呼吁摧毁“锡安主义政权”。这里面最激进的一派恐怕就是曾经会见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城市守护者”社团（Neturei Karta）了。除此之外，还有Satmar、Toldos Aharon等若干团体。

别说以色列政府和世俗人士对此大为不满，是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刚刚了解到这一现象的时候，都难免诧异：为什么被政府养着，他们还反锡安主义？反过来，为什么以色列政府即便如此还要养着这群人呢？

正统犹太教徒在游行时高举反锡安主义口号和巴勒斯坦国旗（https://www.adl.org/resources/backgrounders/neturei-karta）

说来话长。从神学信仰上来看，传统的正统犹太教徒反对世俗锡安主义政权倒也不难理解。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在政治上的复兴要等到“弥赛亚”救世主到来之后。对于他们而言，这是神的工作，人力不可干预。而作为一种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锡安主义，就自然被解读为对天意的粗暴干涉，其罪当诛了。此外，从生活方式上看，正统派比较保守，对锡安主义早期倡导的世俗生活方式比较抵触，这更是不难理解。

因此，正统犹太教徒一边领着资助，另一边还和政府对抗。他们宁死不服兵役，上街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时，激烈程度不亚于巴勒斯坦青年与以色列军警的碰撞。他们甚至曾经殴打闯入耶路撒冷正统社区Mea Shearim的以色列士兵，引起这位士兵母亲的大为不满。她表示这些正统犹太人“和加沙的‘恐怖分子’一样”。她质问道：我的孩子在前线打击“恐怖主义”，保护的不就是你们这帮不劳而获的教徒？

这质问是不是挺振聋发聩的？但正统派未必那么想。他们可能确实无法理解：你们去轰炸加沙和我的安稳生活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因果联系？

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正统派定居奥斯曼巴勒斯坦的历史，其实远长于世俗锡安主义移民。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正统派移民是出于宗教信仰而非政治上独立建国，也没想过自己是这片古老而复杂的土地唯一的合法主人。锡安主义背后的现代西方民族主义和殖民扩张背景，在十九世纪其实并不为大多数传统犹太人所熟知。对于正统派而言，在锡安主义者到来之前的那么长时间，即便自己和当地巴勒斯坦穆斯林、基督徒的相处未必完全和睦，但后来从三十年代开始打打杀杀的局面却并不常见。从他们的角度看，混乱是你们带来的，建国本身违反神的意图，而现代性又打乱了自己的生活节奏。现在你们居然还要强迫我们也去服兵役杀人？那自然是宁死不从了。

耶路撒冷Mea Shearim正统社区；旗帜上写着“我们不当兵”（作者摄）

严格地说，正统犹太人和世俗锡安主义者的真正矛盾所在，乃是传统文化与一种西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具体到二者身上，这也是关于谁才能代表“犹太”这一身份的争夺战。与此同时，对于以色列政府而言，正统犹太人又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生育率高。只要他们还在继续繁衍犹太后代，只要以色列对他们有一些表面的容忍和帮助，那么在国内外舆论中以色列的“犹太性”就不容置疑。

当然这种容忍不是没有限度的。政府致力于迫使正统派年轻人入伍当兵以接受锡安主义大熔炉的改造，如此一来，正统派高生育率所造就的下一代就可以忠于锡安主义并接受锡安主义话语体系中“自我”（处于“危险时刻”的犹太民族）和“他者”（周围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民众乃至全世界对犹太人“不怀好意”的“罪人”们）构建。到那时，正统派的转化就成功了——就好比曾经的东方犹太人最终变成了“宗教—锡安主义者”，而且比欧洲裔犹太人还要敌视阿拉伯人一样。锡安主义化的正统派，也就不会再是世俗政权的敌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守护者”们能守护的那座“圣城”，彻底改旗易帜也是早晚的事情。谁能代表“犹太”？这场争论还在继续，但胜负的天平肯定会向掌握着舆论和教育工具的现代国家机器倾斜。

美国左翼犹太知识分子：诺曼‧芬克尔斯坦

但上文提到的现代犹太国家，一定要走坚定的“锡安主义”道路吗？即一定要号召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挤走当地人，并在此建立一个排他性的世俗民族主义犹太政权吗？这种行为所引发的地区紧张和人道主义危机如何处置？此外，犹太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会不会掩盖以色列这个移民社会内部本身具有复杂的社群关系和阶级矛盾？

随着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有一些犹太（包括以色列籍）知识分子，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着“谁能代表犹太人”和“如何建立犹太国”的问题。一些继承了欧美左翼犹太人传统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过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左翼运动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成为了这场争论的积极参与者。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著名犹太裔语言学家诺安‧乔姆斯基不仅反越战、批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以色列批评家，并曾因此被以色列拒绝入境。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左翼犹太学者就是他的晚辈朋友，美籍犹太人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

芬克尔斯坦1953年出生在纽约，父母都是二战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青少年时期，他受父母左翼思想的影响，参与反越战运动，同情社会主义。八十年代中后期，芬克尔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他就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小城Beit Sahour。当时以色列军警和巴勒斯坦民众之间的冲突对他冲击很大。之后三十年，他一直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两国解决方案奔走呼号，并撰写了多部有关犹太历史和巴以关系的著作。

然而，与乔姆斯基的功成名就不同，芬克尔斯坦的政治立场却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一部关于他人生经历的纪录片中，乔姆斯基曾提过：因为芬克尔斯坦对以色列某些举措及其对美宣传的批评，他的博士论文在普林斯顿大学无人审读，几年后才勉强获得博士学位。他之后的工作经历也不顺利。几经辗转之后，48岁才在德堡大学（DePaul University）找到助理教授职位。2007年，54岁的芬克尔斯坦因批评某哈佛犹太裔教授的论述抄袭而卷入纷争。巧合地是，在那一年他没有通过德堡大学的终身教职评估，从此失业至今。

芬克尔斯坦的成名作《大屠杀产业：反省对犹太苦难经历的利用》（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

不过，职业发展上的不顺并没有耽误他的研究和写作。九十年代他就出版了两部关于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历史的专著。之后，芬克尔斯坦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反犹主义”及对“反犹主义”的滥用。在《大屠杀产业：反省对犹太苦难经历的利用》（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一书中，他认为，西方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在当代已经被某些政治团体所利用，成为了他们攫取政治资本、为自身行为找正当性的借口。

他大胆地指出，战后关于“犹太大屠杀”的叙事就反映了某些犹太政治精英和后来的以色列官方对犹太历史的滥用。战争是残酷无情的，而且成千上万的欧洲犹太人和波兰人、苏联人、吉普赛人一起遭到了纳粹分子的压迫和屠杀。他自己的父母便是这一场浩劫的亲历者。但他表示，在自己的童年时期，几乎很少有人提到“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大约在六七十年代之后，这个词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并且变成了一场不可更改的、正典式的宏大叙事。而“大屠杀”和犹太之间也被划上了等号，似乎其他民族、其他群体都不曾或不配遭受过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迫害和灾难。

这当然只是芬克尔斯坦的一家之言。不过，笔者曾读过一本出版于二战后期（1944年）的书籍，作者是纽约的犹太学者。这本书中，作者讨论了欧洲犹太“战争难民”的处置问题，也讨论了在巴勒斯坦继续建立犹太“殖民地”（原文如此）的可能性。但确实没有将犹太群体单独拿出来看作二战最大的殉难者。“战争难民”是当时犹太知识分子对欧洲犹太人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