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讲政策要强硬。国务院则提出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把全国人民的活力都调动起来。你们估计，动员更多人参与创业和创新会不会产生效果？

乔虹：我们这个叫“双创”，双创的东西很难放在模型里计算，但是可以进行假设。假设创新和创业能够带来TFP增长，那最大的可能性是它能帮助我们更多做大分母。

但是光是这一项不够，现在经济构成中，中小企业并不是处在一个风险偏好较低的环境下。并不是大家都希望创业，并不是借贷成本低，每个人都觉得有无限机会这样的环境。在过去的两三个季度中，除了互联网等等相对比较开放的领域，其他像民营资本，或者是相对传统领域里，创新的动力还是欠缺的。

未来是不是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促进更多的创业？有可能，但是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数据证明。未来两三个月、或者三到六个月之内不一定会有巨大的变化。但是放眼五到十年，我相信国务院最近常务会的一些决议，包括减轻企业的一些包袱等等，将利于促进经济整体的恢复。

问：我们一带一路走出去的ODI（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对未来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乔虹：我觉得“一带一路”对TFP促进应该说主要是对第二个领域的影响，也就是经济规模效应。比如说华为的这些设备，或者IPP的一些设备，或者电厂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给中国做一套也是做，给亚非拉兄弟做十套也是做。这样的变化，如果未来五到十年之内能达到更大规模，肯定会促进TFP。

另外的影响，可能是把一些原本不在高效行业的资源吸引到高效行业，我去年参观了南车集团，让我觉得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制造业有了希望。我看到一群互联网上的年轻人，好像自称“高铁宝宝”，也非常以中国高铁为豪，他们自发组织去厂房参观等等活动。看到他们我也觉得是看到了希望。如此高科技、高产能的企业，他未来不光能为中国做，也可以到墨西哥、拉美、南亚，会吸引更多资源，就是刚才说的第三项，行业转移。

在这两项之外，就是货币了。资本开放不开放，最终影响人民币能否国际化，很久以前，我的博士生导师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拉美国家都有一个原罪，他不能用自己的货币进行借贷。比如说墨西哥或者阿根廷、巴西，用自己的货币借一点钱，然后搞经营建设是不行的，你借也得用美元。他说中国和其他北亚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是相反的问题，高储蓄两难。高储蓄两难的问题是说我们储蓄太多，无法把自己多余的储蓄借出去。换句话说，我们多出来的GDP里面，储蓄减去投资等于经常性下的盈余，这个盈余一定要以外汇储备形式出现。我们没法以中国人民币形式借钱给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

一路一带打破了这两个状况，在未来提供了一个可能。虽然我们现在用美元，但今后我们有机会用人民币将多余的储蓄借出去，这个带来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问：你刚才说在下行长周期当中，分成若干个短周期，得出了CRIC现象。你没有提到对这个现象的肯定或者批评。这个过程既可以肯定，也就是说，是我们不断微调、预调的结果，也可以批评说，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状况，我想听听你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

乔虹：CRIC不是我们的发明创造，是日本经济中存在的现象。它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日本当年没有办法推进改革时，一直用这种不是非常到位的短期经济政策调整，来解决近期面临的问题。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日本比较推崇的是后来安倍的“三支剑”（观察者网注：安倍“三支箭”分别指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财政政策，刺激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结构改革进行提速的过程中，这种CRIC周期能逐渐消散。

（本文由观察者网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