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晶补充说，目前，一些地方确实会依托村委会来开展相关工作，但仅靠村委会可能也不够。比如说，农村基层的卫生服务站、社区医院等机构，本身已经承担着基础医疗服务的功能。如果在资源投入上做一些拓展，让这些机构在医疗服务之外，也适当增加一些日常照护方面的服务内容，可能会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有所帮助。

她介绍道，其实农村本身也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基础，比如村民自治组织。一些地方在这方面已经有比较好的实践，比如通过村委会下设的老年协会、老年学会等组织，让村里的老人之间形成一种互帮互助的模式。这样的组织往往更了解本地情况，也更容易调动村民参与。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类似模式。据报道，山西大宁县正通过推广“养老互助站”等方式探索农村养老服务，让75岁以上老人实现“抱团过晚年、养老不出村”。当地还计划建设智慧养老监管服务平台，以便更精准地响应农村老人的需求。

不过，在张晶晶看来，技术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在中国当下挺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不认为AI和智慧养老能够解决困境，”张晶晶表示，照护劳动本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服务。无论智慧养老系统多么先进，最终都需要有人真正接触老人来提供服务。“我们现在搭建了很多智慧养老的系统。大部分情况下，顶多能做到给老人打个电话问问他好不好，或者说老人遇到突发的情况，他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呼救。呼救完了以后，还是要有人能上门。如果没有这些人力的资源，它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用微信付，钱就都到家里孩子的账户了”

干不动农活，又没有办法出去打工的农村老人，除了等待城乡养老金的增长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改善以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张晶晶认为，就现实情况而言，能够老有所为的老年人，大多数还是一些掌握了专业知识的群体。而很多农村已经逐步进入现代农业阶段，各种数字技术也在用于农业生产当中。很多老年人干不动农活之后，在农村农业形态的这种大的变迁下，他原来的经验不一定就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价值。“所以，不如务实一点。与其说，一定要他能怎么样创造价值，不如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可能性。”

比如，近几年，随着直播带货兴起，农产品直接从农村田间地头进入城市餐桌，一些高龄农民也开始出现在直播间中带货。

老年果农在直播间卖水果。 视频截图

这些农村老年人在直播间里大都不会说太多话配合宣传，只是坐在那里，偶尔搭腔。许多消费者出于对他们“老手艺”“老配方”的信任，甚至有时候可能是出于对老年人“年纪这么大还要出来带货”的怜悯，愿意购买。

然而，近年来直播间打着“助农”旗号编造剧本、售卖假货，营造助农假象，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的乱象屡屡被媒体曝光。还有一些直播间，虽然邀请真农民出镜，销售的也是真农产品，但之后在收入分成上却并没有实现“助农”，甚至出现拖欠货款和薪酬的情况。

张晶晶表示，现在很多农村都在推广现代农业，各种数字技术被用于农业生产中。但在农村农业形态的这种大变迁下，很多老年人干不动农活后，他们的传统经验也未必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这种情况下，让老年人参与平台经济、直播经济，有机会获得一些经济收入，确实是好事。

但她同时提醒，在这些新模式中，需要关注的是收入的分配机制问题，避免老人成为被利用的“符号”。

类似的问题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移动支付普及后，一些老菜农也不得不跟上时代发展，开始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线上平台收款。但由于没有银行卡，收款账户往往绑定在子女或亲戚名下，他们自己并不清楚实际收入情况。

“我买东西的时候就遇到过，老人家问我能不能付现金，如果用微信付，钱就都到家里孩子的账户里去了。”张晶晶说，在谈论“共建、共治、共享”数字经济红利时，老年人是否能真正分享到发展红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创造了经济价值，但未必都能从中获益。

对此，她建议，一方面应通过培训和教育提升部分老年人的数字意识和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更主动地参与数字经济并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平台和监管部门也需要建立更明确的规范机制，防止老年群体在新经济形态中被过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