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进步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文艺创作？

汪海林：阮总，你平时做技术相关的工作比较多。刚才听你的演讲，也提到了技术进步对文艺创作的改变，还有艺术表达和生产方式会在多大程度上被AI改变、融合。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这么热衷于让机器取代人进行创作、代替人进行思考？以前我们以为，AI出现之后，终于可以让它去洗碗扫地，我们人类就能专心搞艺术创作了。

结果现在呢？它先来抢艺术创作的活儿，我们还在洗碗扫地。我们真的需要让机器来做创作吗？在我们影视行业里，比如西安电影集团就花了很多钱，研究用AI写剧本。我是编剧协会的，他们还请我去参加相关活动。我说你们研究机器人写剧本，我们就研究机器人制片人，正好跟你们对接，最后作品就给机器看。

当然，用AI的概念融资确实更容易，但我一直不能理解：资本对于人类创作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机器创作的兴趣。阮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阮瑞：我觉得资本的核心诉求就是追求效率，越快越好。至于是人来做，还是机器来做，资本其实并不在意。当然，就剧本创作而言，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人写剧本效率太低了，要写出一部好作品，需要长时间的积淀，而且不同创作者的水平差异很大。

汪海林：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各个平台都在用AI评估剧本。我有时候碰到平台的人就说：一个剧本好不好，你们自己都看不出来，还要靠机器来判断，那你们还干这行干嘛？

他们花大价钱建立评估体系，把剧本输进去，评估结果还挺准，因为依托的是大数据。但这事儿就很奇怪：以前电影公司的老板，是因为热爱电影，才会去看剧本，喜欢和创作者聊创作，然后才决定投拍。如果现在连剧本都懒得看，全靠机器判断，这个行业就被异化了，被AI异化了。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以后去听音乐会，听完一段乐曲，都得先用AI判断一下该不该鼓掌；去餐厅吃饭，好不好吃也要让AI来判断，自己才能下结论。这不是把人的基本本能都丧失了吗？

我觉得审美也是一种本能。所以我认为，AI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内容层面的，而是观念层面的。

文艺工作者是否应契合所谓“短一点，再短一点”“爽一点，再爽一点”的“大众需求”？

汪海林：除了AI，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短的焦虑”。碎片化的阅读和观看方式，是不是在切碎人的注意力？现在把一群人隔离手机，关在黑屋子里看两个小时电影，这种形式是不是正在面临冲击和挑战？文艺工作者到底要不要迎合媒体口中那种“短一点、再短一点，爽一点、再爽一点”的大众需求？

我倒是认为，其实有时候太短了，反而就不爽了。所以我老跟做短剧的人开玩笑：我从来没见过有人会为自己的“短小”这么自豪。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泰风：我觉得“短”这个概念，本质上指代的是一种用碎片化方式处理信息的功能。我最担心的不是内容变短，而是这种碎片化的趋势，会剥夺我们传统的叙事权利，剥夺人类自古以来讲故事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底是谁在讲故事？叙事权掌握在谁手里？

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处理方式，结合刚才您提到的AI和资本的话题，我觉得这可能是资本对我们思想的一种新型“殖民方式”。这种方式不像传统殖民那样直接，但确实会带来您所说的感知异化。

它最核心的危害，是让我们丧失了传统的信息接受能力。以前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知识体系都比较相近，接受知识的能力也相对健全。但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很多常识性的东西，会被划分成不同的圈层。这些圈层层层嵌套，虽然有交集，但最终会形成每个人的信息茧房。

这种现象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是巨大的。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前，我们影视从业者对AI还抱着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但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一转眼我们就站在了科技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已经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大家别忘了，人工智能诞生的初衷，是服务于人类，是为了把我们的双手解放出来，去做更有意义、更美好的事情。这就牵扯到一个伦理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科技向善”“科技以人为本”。

但反过来想，在长时间的发展演变中，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它的另一面？我觉得这另一面，就是人类在创造AI的时候，不自觉地把自己内心的欲望，带入到了AI的创作当中。这是一个辩证的思维方式，很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在这种异化的过程中，AI渐渐变成了一个降本增效的工具，用来提高产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事情的可预知性。就像刚才您问，为什么资本老是沉迷于AI和短视频？我觉得AI和短视频的兴起，其实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现在很多短视频创作，已经被AI直接介入和绑架了。从这里就能看出一个现象：这种局面，其实是我们创作者自身带来的必然结果。

刚才提到有编剧用AI写剧本，有画家用AI作画，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自身的懒惰性？AI确实能带来效率上的便捷，但在技术升级的过程中，它势必会朝着“趋于完美”的方向发展。可当所有东西都趋于完美之后，是不是又会带来同质化和审美疲劳的问题？这只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思考。

影视创作者力图表现现实主义时总会出现偏差，问题出在哪儿？

汪海林：你说的这些，都是我们当下正在面对的现实问题。你的电影是现实主义风格，但目前中国的很多影视创作者，其实是在回避现实。就算有人力图表现现实，也往往会出现很多偏差，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很肤浅，所以观众对我们的现实题材作品并不满意。你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哪里？

刘泰风：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要拍一部真正触及现实的电影或者文学作品，其实充满了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外部：你要触及某个题材、某个话题，就势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会触碰到对应的社会现象和批判对象。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创作者自身：我们能不能真正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创作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

汪海林：我知道你的片子出来之后，有某个公司给了你很大的压力，对吧？

刘泰风：其实这些压力，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觉得这种压力，反而能成为现实题材电影创作者的动力。它会让我们更加客观地审视自己创作的内容，确保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现象的表达，都是有据可循的。

汪海林：我觉得面对这么多现实的压力，你应该向阮瑞学习，去拍那种废土题材的幻想片。别老拍现实主义作品了，下次拍个世界毁灭后的故事，这样就不会有公司来找你麻烦了。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进行这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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