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的还有许雷。现年59岁的他，自1988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云南城建系统工作，2005年担任云南城投董事长，2019年5月被查。

许雷在10年中3次被查。2014年11月，云南省纪委集中力量快审快结了3起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纪案件，其中，因没有严格履行破格提拔推荐考察程序，许雷受党内警告处分。2019年5月，许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2020年4月，云南省大理州中院开庭审理许雷涉嫌犯受贿罪、行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同年12月，他获刑11年。而到了2024年7月，云南省监委发布消息称，许雷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正接受云南省监委监察调查。今年9月，据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消息，许雷涉嫌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由云南省监委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褚中志从首次被查到被发现漏罪，经过了10年，许雷从投案到被发现漏罪，经过了5年。漏罪的发现因何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

华南地区某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吕鑫（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发现漏罪，通常与落马官员任职时间长、经历的岗位多有密切关系，其犯罪可能涉及多个罪名，很难将其所有犯罪事实一次性全部查清。

“特别是职务犯罪的手段比一般犯罪更难被发现，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如重大安全事故、生态环境破坏、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等）往往不会立即显现，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会充分暴露。因此，在实践中，当玩忽职守等罪名作为‘漏罪’被追究时，通常是因为其危害后果已经明确显现，并且能够通过专业评估（如造成经济损失的评估）等方式予以量化认定。”吕鑫说。

暴露原因多样

褚中志是怎么被发现漏罪的？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士峰曾代理过多起官员职务犯罪案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褚中志漏罪的通报，恐怕是因为又查实了关于他本人“新的犯罪线索”，有固定在案的其他人的口供，明确具体地指向了他。

此前也有先例，比如湖南省长沙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周江。2014年5月，周江因违纪违法问题被长沙市纪委立案审查，后因受贿罪获刑3年。出狱后，他再次落入法网。2020年2月，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周江有期徒刑5年。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周江的再次被查与其昔日领导、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向力力案有关。2009年2月，周江借调至郴州市规划委员会担任常务副主任兼郴州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一时期，此前任郴州市代理市长的向力力当选为市长。郴州市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时任副主任刘洪峰透露，2019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初核向力力案时，发现周江在郴州工作期间存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多位受访者还表示，近年来，有的官员被发现漏罪，与扫黑除恶背景密切相关。吕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扫黑除恶行动增加了公职人员受贿、渎职犯罪被发现和查处的情形，有力打击了黑恶势力“保护伞”，部分“涉伞漏罪”官员被查处。

例如，2017年因犯受贿罪获刑5年6个月的安徽省蚌埠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公安局原局长巫希平，后来被发现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又获刑3年6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

闫淮南曾任省级纪检监察干部，现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办理扫黑除恶案件时，只有司法机关认定相关组织涉黑的性质后，才能对公职人员以包庇纵容的罪名定罪，在没有认定该性质时，即使有公职人员主动承认，也只能认定受贿罪。

“所以涉黑案件定性后，有的落马官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漏罪就会浮出水面。”闫淮南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还有一种暴露类型是赃款的转移被公诉机关发现。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2024年2月，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某单位财务科主任任某被新疆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在该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任某被发现漏罪。

公诉机关发现，为掩饰、隐瞒贪污、受贿违法所得的来源和性质，任某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存入、微信提现等方式将贪污、受贿所得73.15万元赃款分批次存入女儿银行账户，该银行卡实际由任某控制，其行为构成洗钱罪。

两个月后，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任某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5个月。

2015年11月17日，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褚中志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处褚中志有期徒刑12年。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