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创卫，罚的更狠，后厨地上有片叶子都要罚一万。”卖手擀面的小老板气不打一处来。

“你能保证每天能有人把地板擦得跟秃子的脑门一样亮？你能保证倒泔水的一滴不漏？你能保证安十个摄像头全程管控顾客吸烟？我不过一个卖十块钱肉臊子手擀面的小破饭店，你非用五星级大饭店的标准要求我。”

说起创建卫生城市，老百姓怨声载道。创卫的初衷是好的，但县里有些部门本末倒置，大搞形式主义。两个字，乱来。

为了应付检查，要么是搞一刀切，干脆不让商户开门，还要求一条街上的店铺全部用统一招牌。

要么是变着花样地折腾，非逼着乱丢烟头的人，在酷暑中逮十个乱扔烟头的人才让离开，愣是把人晒到中暑。

将近两集的内容，都在描述老百姓对于当地营商环境恶劣、有关部门粗暴执法、创卫一刀切扰民等不满，感同身受的观众，估计血压已经跟着剧情一起在速度七十迈上狂飙了。

然而剧里的解决办法却只是放出了一段仅仅5分钟的会议内容，轻描淡写地交代了梅晓歌在会上要求取消对商户的不合理收费，简化营商审批，这事就算解决翻篇了。

再比如说，在农村势必会有很大阻力的迁坟问题，仅凭梅晓歌一段动情的演讲和几个村干部的带头签字就轻松化解，为免也显得过于理想化了。

看《县委大院》，观众冲的就是看县域治理中问题的原因、处理过程，以及深层次解读来的，大家想看的是如何展现基层干部们的治理智慧。

而当戏剧冲突拉到最满时，这种流于表面、浮于形式的剧情处理方式就宛如“隔靴搔痒”，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会让观众瞬间觉得索然无味，也让剧情缺乏真实感。

剧里梅晓歌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这句话从预告时就击中了不少对这部剧感兴趣的观众的心巴。

台词写得很窝心，但从剧情上来看，开篇的群众形象却大多比较负面，像是拆迁钉子户假装喝农药闹事，还有人故意拿假账本向政府索要超额赔偿的，都为县委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相对而言，一些观众认为剧中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形象又塑造得过于正面亲民，像是县级领导频繁与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心，县委书记路遇陌生村民就加人微信等，让那些只在电视上、报纸上见过县领导的人感到一些“距离感”。

浙江新闻客户端采访的一名基层干部也指出，剧中县领导一二把手齐聚拆迁户的家里也不太符合现实，“正常来说，一级有一级的职责，一般会由村社干部先上，再到镇街领导干部上，实在难度大的，会让县领导领办。”

梅晓歌下乡视察时听到有人吐槽乡里路不好走就加了对方微信，还和对方打赌一个月内修好路

剧中有一段剧情甚至被弹幕疯狂吐槽“玄幻”：农民被骗，买到了染色假奶牛，乡里的奶牛交易市场因此发生“信任危机”。梅晓歌亲自牵牛去市场赔偿，还当着电视台镜头的面承诺“假一赔一，全部负责”。

“县领导还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群众形象是不是太负面了？”观众的质疑自然出现了，编剧王小枪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接受采访时曾回应称，虽然《县委大院》的故事人物都是虚构的，但自己追求的虚构人物的温度都是真的。观众看到的很多官场细节，都源自他在江西赣州大余县县委大院5个月的观察所得。

在情节冲突上，王小枪认为，《县委大院》的整体基调就决定了它的强度不会很高，“我也不愿意为了制造矛盾而制造矛盾”“这不是警匪剧，和激烈的情节相比，共情是更重要的”。

至于有人认为群众形象太过负面，王小枪的解释是，从电视剧创作规律来看，需要把矛盾冲突比较突出的剧情往前放，在后续剧情中正面群体陆续出现了。“说实话，现实中什么也不说上来就闹的确实不多，凡事都逃不出一个‘理’字。”

同时，王小枪也认为自己在这部剧的写作原则上做到了“不故意美化，也不故意矮化”。

说起剧中梅晓歌在省城陪母亲看病遇到诸如没饭卡被工作人员呵斥等情节被质疑与现实不符时，他解释称，原剧中的设定是梅晓歌陪母亲进京看病，但因疫情无法前往北京拍摄只能作罢，“事实上，一个县委书记在北京的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被忽视是极其寻常的事情。”

此外，《县委大院》到中后期又引发了包括剧情琐碎推进平淡，主副线混乱，结局太仓促，以及梅晓歌和林志为两人各有一段大篇幅的鸡肋感情戏等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剧集后期口碑下滑。

既要保持披露现实的锐度，又必须把握批评的尺度，这是《县委大院》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必然要面临的两难抉择。

诚然作品已经尽力在突破和展现一些敏感话题的边界，但从6.8分这个成绩来看，《县委大院》要做的还有很多。

（王小枪采访内容综合自上游新闻、新京报、忻州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