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一届、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都要持性保守主义的政策，从性的习俗、性的伦理道德、性的宗教戒律和性的法律等等都要持性的保守主义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抑制大众对于性资源的需求和控制上层多量占有性资源，尽力避免发生社会激烈冲突和腐败。这样的政策不仅是针对那些生活资料绝对或相对匮乏的底层民众，也是针对那些多量占有生活资源的顶层阶层的，对他们更要用这些社会规则加以抑制，因为性资源在社会各阶层的配置中，是不能采取简单的“转移支付”加以完成的，只有采取上述的社会调控措施加以规范，才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在跨文化比较中你就会发现，西方橄榄形的福利社会的反性思潮就不那么明显，它在性的观念、交往方面就显得比较开明。因为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得到了解决。一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的生活资料得到了充分地满足，贫富差距缩小了，那么它的性资源的配置均衡就不再那么困难，如前所述，因为性资源是伴随着生活资料的配置而配置的，你有生活资料就有性资源，没有生活资料就没有性资源，多量占有生活资料就有多量占有性资源的潜在能力，问题只在于你实不实现这种“多量的占有”。而实际的状况确乎有人就实现了多量占有。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社会对于性的制约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料和或资源配置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但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网络文学“涉黄”自查，以及一些影视作品的审查，很多人纷纷表示，中国社会的“尺度”相比于以前反而变得更加保守了呢？

彭晓辉：我认为主要还是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因为如果国家采取一个性的保守主义政策，相对比较容易团结和争取底层民众，因为满足了底层民众这一制约性的需求。就能赢得最广泛的民心支持，这才是执政最合适也是政治最正确的手段和方法。

我们在社会舆论中最容易忽视的恰恰是那些“底层”、或者说“基层”的态度，只要他们没有怨言，社会的基础就稳定了。就目前中国社会看，中产阶级的数量还不占有多数，因而他们的怨言相对来说是可以容易消解的。也就是说，“金字塔”型的社会，必定采取性保守主义、甚至性禁锢主义策略才能稳定社会。

我们日常看到的“舆论”其实往往只代表中产阶级的声音。例如，中产阶级开设自媒体相对就容易和方便得多，占大多数的最底层的民众是开不了自媒体的，或者说，即使有自媒体也很难产生意见和观点的输出。所以，我们看到，除了代表社会不满情绪的那些被人称谓的“喷子”，我们看到，在自媒体上活跃的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肯定是在性的问题上持开明甚至是自由的态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资料基本得到了解决，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他们的性需求自然而然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就能按照相对“自由”的方式得到性资源。

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是反对“性开放”的，除了生活资料分配不公导致的反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确”。因此，即使私下里也会对性需要“孜孜以求”，但是公开表达言论和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也必须与性保守主义策略保持一致，要不然，他们不仅可能更加处于生活资料或性资源争夺的“劣势”，其社会评价也会被降低。

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使开放性文学艺术作品，谁更有条件能够拥有和享受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呢？很显然还是顶层和中层，很多底层的民众连可以上网的手机都没有，也就没有这个条件来欣赏网络的性文学艺术作品，所以从需求来说，他们照理应该支持性文学艺术作品，不应该“反性”，但因为他们在性资源配置上处于“劣势”，“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和诉求便应运而生。

观察者网：很多批评者并不反对所谓“禁黄”，但是他们并不认同官方的“标准”，比如说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晋江文学审查的尺度是“脖子以下不能写”。据您所指，目前对于“文艺”和“色情”的界限有没有官方的定义和标准？“色情文学”对于青少年的危害性是从哪些方面表现的？

彭晓辉：对于“性艺术”和“淫秽色情”的区分标准，目前学术界依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法律实践中，为了有效打击色情，有了一个定义。但是，法律实践中的这个定义是不正确的。

网络上流传的“晋江文学城”对于网络文学的“自我审查标准”

现在只要能上网的个体，基本上都能接触到性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并不一定把它界定为“色情作品”。按照性学的界定，“色情”的标准并不是以呈现物本身来定义的。其实，我在表述的时候，一般避免用“色情”这个标签，而是使用“性文学艺术作品”这个概念。

我们只能说性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合适，这不取决于这个性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比方说，性交姿势，哪怕是真人示范的，那么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我在给成年人讲解性技巧的时候，课堂上需要展示和讲解，那么它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必须的，是非常合适的。

换句话说是否合适不取决于作品本身，而取决于你跟谁展示，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机展示和以什么目的展示，最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才可以给他定性合不合适，或者说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不是色情”“是不是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