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近日，“昆明警方录音笔”事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对人民警察工作态度和方式的负反馈发酵，会触动大众一种积怨情绪的敏感神经。昆明警方遭到网民和媒体几乎一边倒的鞭笞，这一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荷兰小伙的录音笔被找回

然而不意外中或许还有些意外。因为这件事几乎是2012年“武汉警方为日本友人找自行车”事件的翻版，当时那件事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公众对于公权力部门赋予外籍人士以“超国民待遇”的抨击看似已经足够有力（连《人民日报》都对此专门写了评论，认为外籍人士享用了VIP待遇），为何这次昆明警方看不到前车之鉴？

河源启一郎（右）对武汉警方找回他的自行车表示感谢

不妨再追溯一下“武汉日本友人自行车”事件，以便做一个更清晰的对比。

一个名叫河源启一郎的日本友人正在做骑车环游世界的壮举，不料在2012年2月17日骑车到了绰号“天朝芝加哥”的武汉，他的这辆价值17000人民币的坐骑却丢了。报警后引发大批武汉网民的热心帮助，武汉警方经过3天紧张的侦查，于21日凌晨将被盗自行车连夜“完璧归赵”。

这辆价值17000元的自行车

对比两地对类似事件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到武汉警方有两点不同于昆明。一是昆明警方上报到了云南省公安厅，而媒体没有报道湖北公安厅介入“寻车”事件，笔者推测应该没有。

二是武汉警方事后和媒体有过互动，吐起了苦水，说平时只要到了立案标准，他们都会认真对待破案程序，并没有给日本小伙特殊待遇。河源启一郎之所以能这么快找到他的自行车，主要是一个自行车爱好者俱乐部的会员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再加上他的自行车辨识度极高，完美地成全了武汉市民的善意。

相比之下，昆明警方这次就找不到这些辩白的理由了。

“涉外”新闻场

某社区媒体x乎上的高票答案把矛头直指警界的官僚系统：唯上不唯下，而且认为把板子打到基层民警上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此事动用了大批的警力资源的决策还是源于上风的发话，同理包括警局的媒体部门在内。

网友PS的老外代报案的小广告

对高高在上的、不接地气的、惟政绩思维的官僚作风做一种抽丝剥茧的剖白，笔者很是赞同。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何云南省公安厅对此事件的负面社会效应如此地缺乏前瞻预判？警方的媒体部门为何也顶着民众对“媚外”深恶痛绝的舆论压力，把这件事一开始就当做正面事例加以报道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事件早就形成了一个惯性的“新闻场”，笔者仅仅举以下几个例子管中窥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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