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种事件发生在全国各地，并非某特定地域的特有现象，其“通性”是帮助“国际友人”（注意这里的国际友人可以被抽象化，并不像某乎某大V说的一定是谄媚“白人”群体）。虽然上述例子有一部分是民间行为，而昆明录音笔事件则处处有公权力的身影，但二者相同之处在于“涉外”：拾金不昧的，乐于助人的，见义勇为的不一而足，只要是“涉外”的，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构成“新闻点”。

新闻曝光度的刺激可以说是云南省警方高层作出决策的原因之一，而且上述各类事例作为积极正面报道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模糊和扭曲警方对民众情绪反馈的判断，甚至会抱有侥幸心理：这事处理好了会加分，处理不好，也未必会减分吧。

信息没有及时公开也是懒政

这次昆明警方造成的负面舆论效果，有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当初可能觉得这个荷兰小伙丢的东西很重要，必须要很快找到。比如网络上就有传闻这个小伙可能是个间谍，他弄丢了自己的“工作内容”，昆明警方如临大敌，说不定顺藤摸瓜能破获一起间谍案。后来证明这都是子虚乌有，他不过是一个普通游客。

而且对他这个“普通游客”身份的确认，大众是在媒体的报道之后才得知的：他录音笔里的内容只不过是他对游历过的6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对这一点，昆明警方没有及时作出澄清，对公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解。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认为外宾本身就很重要，这点前文已经有所分析。

在“美版知乎”上一个涉及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话题里，也有答主讲到外国人在中国警察眼里会有“特权”的现象

2010年，昆明市市长张祖林领“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奖”

上一次云南警方进入公众和媒体视野焦点的时间，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小半年之前。一个名叫“琳哒”的女游客在云南丽江旅游时遭受暴力袭击以致毁容，报警后当地警方反应缓慢，迟迟没有给出有效的进一步回应，直到她在今年一月份把此事爆在微博上，云南当地警方的伤情鉴定才姗姗来迟——距离事发时间已经三个月了，信息公开的速度太滞后。

女游客琳哒被打前后对比

可以说，当时云南当地警方的反应机制和工作态度就已经亏欠了民众的一个“人情”，这次的录音笔事件，云南警方实在是不能责怪媒体和吃瓜群众对他们过于苛责。

据有关部门最新统计，生活在昆明的外籍人士的数量，可以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排进前十，而且昆明在2010年曾“荣膺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奖”。但昆明的“国际形象”是670万市民共同营造的，而不是一支“录音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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