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木子】

最近，在调查采写“留守儿童”问题的时候，一个奇异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深思：在留守儿童、事实孤儿广泛分布的农村、县城及偏远地区，单亲父亲带着幼童的特殊家庭比比兼是。这种组合，甚至开始逐渐在部分地区，取代“一家三口”成为了家庭构成的中坚力量。

这背后，或许是跨度几十年、极其复杂又曲折交融的蝴蝶效应。其走势与发展，可能影响到我国乡村振兴的事业。

一

2011年，我选调到乌蒙山某脱贫攻坚项目一线工作时，认识了女孩小云。当我与她熟络并常常一起侃大山时，才得知她已在县城里的洗头店工作了4年。而我认识她时，她不过才18岁。

她告诉我，洗发店包吃包住，她每个月留下400元用作生活费，其余的2000多元寄给农村里的父母。因勤劳肯干，很快老板会为她涨薪到3500元左右。我诚恳地建议她将涨薪部分存下来，学一门手艺或者留一点积蓄，做做个人规划和长远打算。

她疑惑地问我为什么，并说她的工资得寄回老家供养弟弟，以后她还要回老家结婚，用彩礼给弟弟盖房子娶媳妇。她反问时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仿佛我提出“个人发展、长远规划”这个行为，十分“离经叛道”、“匪夷所思”。

当晚，深受震撼的我将此事告知了父母。父亲淡淡地说：“你也该走出象牙塔了。以后，你可以跟着一线拆迁组，去各地工程有外嫁女儿的拆迁户家里看看。”

此后多年，我走访了许多偏远地区，认识数不清的基层干部、公检法人员及当地群众，也由此明白了一些城市人无法理解的“怪像”。

1982年，计划生育正式成为我国基本国策，从80到9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得极其严格。可政策执行到小县城及农村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因为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很多家庭宁可交罚款、开除公职，医学鉴定堕掉女婴，将女婴送养抛弃甚至造成非正常死亡，也要生男婴。

于是，九十年代初，很多地区便进行政策调整：“如果第一胎是女儿可以再生一胎”。久而久之，便出现了很多家庭，要么只有一个儿子，要么就是几个姐姐加一个弟弟。

小云便是其中一个典型，出自极端重男轻女地区。她们几乎不会有什么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她们进入适婚年龄后，回到农村结婚生子，似乎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就此而言，“一定要让这些女孩子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张桂梅老师，不管是获得“时代楷模”称号还是“七一”勋章，都是实至名归的。她将1800多个学生送出了大山，不仅给了她们更多的选择，也为国家建设培养了更多人才。

张桂梅在教室里检查学生上课情况。新华社 陈欣波 摄

然而，对于她的卓越贡献，网络上竟然出现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女性都出走农村了，男性怎么办？这样农村男性就更找不到老婆了。

农村女校毫无疑问动了某些人的蛋糕，在他们眼中，张桂梅竟成了“帮助城市抢夺农村女人”的帮凶，甚至强行将她与“田园女拳”挂钩。在这些人眼中，女性只是一种资源，应当同农村宅基地、房子、宗祠一般，被男性“继承”。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降幅达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而在世卫组织发布《2019年全球自杀状况》报告中指出，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农村女性广泛参与打工潮，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自杀可能。

女性通过知识和工作，拥有了更多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和说“不”的权力，而由于不再被迫依附男性、对自身命运束手无策，她们也就自然不会频频走极端了。

二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观念进步，很多地区虽仍有重男轻女的陋习，但因脱贫致富和理念更新，出现了“不完全重男轻女”的微妙情况。子女要读书、升学，家庭基本都会支持，但对于子女的培养程度、预期目标及态度，明显儿子又要高于女儿。

正是这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带来了很多地区几十年后翻天覆地的区别。

很多非独家庭，特别是农村有着一亩三分田的姐弟家庭，女儿们深知自己家庭地位以及获得的支持，远不如儿子们。

“我和我妈打赌，我一定考上重点大学，希望她不要断了我的学业。当年我爸妈觉得我读完中学就可以了，赶紧外出打工赚钱或回家结婚。”回忆起中学时期，已久在大城市打拼出一番天地的小江恨恨地说，“我混出头了，弟弟又不愿意供养他们，他们现在打死不承认当年逼我辍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