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课堂上老师们这样讲，网上也这么说。那时候国内网络正在建设中，各方面的管理很松散，网上发什么文章都没人管。我看了很多网络文章，各种所谓的高层揭秘，关于历届中国政府高层的各种负面消息满天飞，而中国古代的历史也完全是暴君统治的历史，独裁专制、暗无天日。现在想起来当时看的很多网络文章都是造谣，没有根据的胡说，但当时不知道，反而深以为然。

网络把中国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了。从被严格控制的官方媒体渠道中撕开了一条缝隙。当时中国确实有很严重的问题，最严重就是官僚体系的腐败。我从小也有很深刻的感受。

初中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们组织过罢课。因为乡镇政府拖欠老师的工资——这在九十年代在全国都十分常见，大家普遍相信拖欠的工资被政府官员贪污或用于吃喝腐败了。初二那年，有一天晚上我的英语老师从亲戚家吃完酒出来，被六个流氓拦路抢劫。这些人喝醉酒，抢走了他所有的钱物，还要把他丢到河里淹死。在河边被路过的人发现才未能得逞。那帮人第二天被镇政府抓起来了，老师被打到住院，结果这批人竟然很快就被释放了。老师们认为这是走关系和行贿的后果，于是开始罢课、上访。由于教学秩序不正常，我被迫转学。

1998年大洪水，把我家的房子冲垮了。后来一直好多年，我父亲就住在学校提供的一个小房子里，没有空间再给我住。我在外面念书是住校，放假回家就临时给我找地方。我回家一般是寒假和暑假，我父亲的学校也放假了，他便在图书室里铺了个床给我睡，好多年都是这样。当时灾民很多，我们家还算情况比较好的。但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救灾过程中，依然出现了镇政府官员贪污救灾款、救灾物资的现象。这让我们非常愤怒，又有很多街坊参与组织上访、告状。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政府的官员，从小就给我留下了十分腐败的印象。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法学专业，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理想，认为法律、政治这种东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

当时我十七八岁，觉得这些东西肯定要改变，但不知道要怎么改变。我有了这些经历，又受到大学课堂上老师们宣传的、网络上文章讲的西方民主法制的影响，思想很容易就发生了改变，觉得西方的政治体制非常好，应该用它来改变中国。我开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坏的，中国历史，也非常糟糕。

这是我自孔子从坏人变好人以后，遭遇到的第二次思想颠覆。我发现以前所相信的东西竟然又都是错误的或者虚假的。

那时候我和身边的同学们普遍相信，这个国家的体制用不了多久就会崩溃，后来的人一定会学习欧美走美式自由民主的道路。当时我们人大法学院有几位法学泰斗，已经退休了，年轻老师嘲笑他们是“社会主义法学的最后堡垒”。在年轻一代，无论老师和学生，我感觉已经没人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法学”了。大家全都是学的西方那一套东西。

市场上类似的书也很多，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套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写的介绍美国制度的书，叫《近距离看美国》。其中有一本叫做“总统是靠不住”的，讲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这个事情在中国看起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总统犯了窃听政治对手的错误，这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美国的体制通过一套一套的程序，居然就让他下台了。在这过程中，他试图让司法部长干预调查，但是在制度面前败下阵来。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这在当时的中国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难道中国不也应该有这样的制度吗？我看到有很多中国的官员犯的错误严重的多，却依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高枕无忧，这显然是应该改变的。

大学四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很多西方的社会、经济学、法学名著。我想要深入的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将来可能对中国的改革有好处。都是那些很传统的启蒙思想家写的西方经典，比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此外看了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书，诸如美国制宪历程、美国著名的宪法案例集等等。

看书、上网、听课，从各个角度我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中国落后了，西方才是人类文明的灯塔，我们应该努力让中国变成西方的样子。像张维迎、茅于轼这些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鼓吹中国只有走西方自由民主道路的“舆论领袖”，被我们视为先知和英雄。

2003年，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一个叫孙志刚的年轻人在广东被城管抓起来打死了。当时中国有收容遣返制度：如果到北京、深圳、广州这种大城市而没有合法居住证明的，可能会被城管、警察抓起来遣返回老家。在这个过程中，被遣返者的人身自由会遭到限制，中间就可能被监管人员敲诈勒索或者虐待。

在有一次班会课上，班主任老师跟我们讲，说学校来了一个新老师，手续还没有办好，突然间这个人就消失了。学校四处打听，才得知是因为出门逛街遇到警察查证件，被当成无业流民收容，送到昌平去筛沙子了——也就是先在京郊地区强制劳动一段时间，把回家的火车票钱挣出来，再遣返回到老家去。后来学校派人去给接出来了。

在强制收容遣返过程中，出现人员意外死亡的情况应该并不少见。但孙志刚事件能影响这么大，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容易引起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共鸣——谁也不想以后出来工作会莫名其妙被人抓起来打死。这个时候中国重点高校几乎全部铺通了网线，大学生们都可以在宿舍自由的上网，高校的网络群体出现了，网络舆论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

孙志刚死亡事件爆出来之后，有记者去深入调查了这个事情，文章便在网络上迅速的传播，大家非常愤怒，人大法学院几个博士还签名上书，要求彻查这个事情。我们在网络上不停的呼吁、抗议，甚至还商议组织在某一天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示威。活动最后没有组织起来。但是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惊动了中央高层。最后这件事情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两个主犯被判处了死刑，还有几个从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判的非常重。很快，政府宣布废除收容遣返条例，对无业游民从强制收容遣返改为非强迫性的救助。

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孙志刚事件可能是中国进入网络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网络言论并不限于为孙志刚伸冤，而是纷纷指向整个国家体制。这种言论在网上影响力之大、传播范围之广泛，说明在会上网的大学生群体中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做某些彻底的改变。大家普遍认为西方世界非常美好，中国的制度则应该学习西方。普遍的说法是，等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中国就一定会全面学习西方。

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2008年我出国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