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李三希】

我国的数字平台在过去20年是快速发展的，但是最近开始引起了对垄断的一系列担忧，包括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央就一再地提到反垄断。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在提，事实上，欧美都在不停地强调。所以数字平台的反垄断是一个国际大趋势，这是大的背景。

在国际反垄断趋严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反垄断目标。欧盟跟美国为什么要加强这方面的反垄断，他们的反垄断措施，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分别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讨论数字平台反垄断的时候，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在讨论经济福利目标，比如消费者福利或者是社会总福利时，是不是还要讨论一些其他的竞争性目标？比如说保护数据的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提升国际的竞争力等。而反垄断机构，需要去承担相应的社会公平、产业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际博弈等任务吗？在目前欧美对于数字平台反垄断趋严的趋势下，中国要不要紧跟欧美的步伐？

在讲这些观点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数字平台反垄断的一些理论前沿。第一个是平台经济的相关市场界定。平台相关市场的界定较传统方法有一些新的特征。比如，平台之间比较动态的竞争导致了平台的迅速迭代，平台通常呈现出跨界竞争的特点，平台通常是多边市场等。这些特征都会给相关市场的界定带来挑战。

学者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思路，比如：尽管平台存在跨界的特点，但其实大家都是在竞争注意力，那么是不是可以用“注意力竞争”这么一个新的概念来界定相关市场？对于平台的多边市场特征，是不是只界定一边就够了？或者说还是要统一把多边一并界定进去？有一些学者提出是不是可以按照平台的性质，是交易平台还是非交易平台来划分。针对比较动态竞争，有些学者提出是不是要着重考察一些动态的指标。最后，有一些学者持有更激进的观点是，既然在平台市场里面界定相关市场比较困难，是不是可以绕开，不去界定相关市场直接谈垄断行为。

第二是衡量平台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假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去界定相关市场，那么，高的市场集中度，也就是说，高的垄断势力是不是一定就意味着必然形成垄断的行为？是不是意味着市场的集中度越高，就应该越反对这样的市场结构？近期，平台经济引发了一些学者的争议，一些前沿的研究发现，至少在平台市场里面，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高的集中度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也不一定会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最近有些学者在做相关的理论研究。

第三块是分析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行为，这是研究得比较多的。

首先是平台的二选一，这是目前国内中文期刊很多文章在讨论的问题。平台的二选一也就是所谓的排他性竞争。第二是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这里有两个不是那么清晰的问题，第一个是价格歧视或者大数据杀熟，是否一定会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或损害社会总福利？这个并不一定。

第二，即使我们认为大数据杀熟会损害消费者福利，应该禁止，但是我们知道显性的价格歧视是比较容易禁止的，而隐蔽的价格歧视其实是很难做到的。隐蔽的价格歧视包括平台利用相同的价格，但不同的人收到不同的折扣，或者，平台可以给不同的人推不同价位产品，给有些人推比较贵的、质量高的产品。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学者在关注。

第三个是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这里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可能是“杀手并购”。其特征是一家大型企业收购一家规模较小、但具有快速增长的用户群和巨大增长潜力的创新型初创企业，防止初创企业形成威胁；平台并购后，还有可能将市场份额迅速做大，使该行业的中小型初创企业消亡。对“杀手并购”关注较多的原因包括：在实践中，大家对于Facebook收购Instagram的这种“杀手并购”批评的比较多，在理论上，“杀手并购”是不是具有法定性界定效应，还并没有相关系统的分析。

第四个是算法共谋，这个也是目前理论上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问题。算法共谋包括预测代理型共谋与自主学习型算法共谋两种形式。反垄断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合谋问题，最近前五的期刊就发了关于算法合谋的一系列论文。

最后还有关于平台反垄断整体架构的看法。因为平台具有企业与市场的双重属性，具备裁判员跟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突出规范与发展并重，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统一，强调私人监管和公共监管的统一，构建整体的框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上文是一些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近期都比较关注的关于数字平台反垄断理论的要点。接下来，我谈些自己关于反垄断目标选择的思考。我先介绍一下欧美的数字平台反垄断情况，然后看看中国的数字平台反垄断现实，最后提出一个制度设计框架。

先从国际上看，历史上，欧盟与美国在数字平台反垄断目标选择上存在分歧。欧盟一向强调的目标是比较多元的，它们不仅仅关注经济福利，也还关注市场的一体化。我们知道欧盟做欧元其实就想做市场的一体化，它的反垄断也承载着这个功能，包括公平竞争跟自由交易等，因此它们的数字平台反垄断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数字统一市场。

他们目标的多元化可能与政治历史的背景相关，他们受德国弗莱堡学派“竞争秩序主义”（Ordoliberalism）的影响会比较大，强调静态的竞争跟自由的秩序，尤其是强调对中小企业的保护。

那么在数字时代就可能会纳入一些政治的考量，比如说欧盟的本土数字平台的实力微弱，有很多人批评欧盟的反垄断政策成为了一个国家保护主义的工具。落实到执法中，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他的数字平台反垄断具有产业保护特征，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批评欧盟反垄断的地方。第二是为大型平台制定事前监管规则。第三是欧盟试图利用对数字平台的强监管形成全球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