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全国不同城市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特大城市、一线城市生活费用较高，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就会稍高些。下面我们试比较一下北京和石家庄的城市居民低保标准。2020年7月，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此前的家庭月人均1100元调整为1170元。在过去八年时间里，北京的标准一直逐年提升，从过去的家庭月人均500元、520元、580元、650元、710元、800元、1000元一直提升到现在的标准。相比北京的标准，石家庄由于城市日常生活费用较低，其城市低保标准仅为家庭月人均671元（8052元/年）。当然，石家庄也是逐年提升到这个水平的。根据国家规定，当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时，就可以向最基层的城市社区居委会申请，经核准后，由民政部门发放，发给现金，补齐到这个标准。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相对贫困的特征更为突出，该标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受到物价的影响，如果物价大幅上升，就要相应调整补助的标准。又如，因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一些人失去工作，一下子没有了生活来源，那就要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还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针对有该城市户籍身份的居民，如果是外来打工者、外来流动人口则无法享受该城市低保福利。譬如，北京市常住人口近2400万，但有北京市户籍身份的只占一半，另一半1200万外来打工者、外来流动人口，虽然常住在北京，却无法享受北京的低保福利。再者，中国多数地区，城乡之间的低保标准还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与贫困的斗争会是一项长期任务。

从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看，在试图解决贫困问题时，最为艰难的当属“文化贫困”。也就是说，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这种现象在中国西部的一些过去称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特殊文化族群”中可以看到。贫困群体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形成了一种“贫困亚文化”，对于周围的人群、对于后代产生影响，甚至代代相传。中国的一些扶贫计划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地的扶贫干部帮助少数族群贫困群体搬到了平原地区，搬到了新家，结果后来，很多人竟又跑回原来落后的山里，说是在平原生活不适应。所以，如何教育这样的群体形成积极上进、具有奋斗精神的价值观，形成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四、关于共同富裕问题

上面谈到贫困群体，这就必然涉及与富裕群体的比较，即贫富差距问题。测量贫富，通常是测量财富或收入。由于测量财富比较复杂、不好操作，所以通常测量收入，所以也称为收入差距问题。

21世纪以来，中国贫富差距确实一直处于高位。下面都用基尼系数显示贫富差距，采用的是中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如此低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是极为罕见的。这与当时中国均等化的分配体制（包括住房的分配体制）、票证供应的特殊分配体制等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建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市场的原则是激烈竞争、优胜劣汰，这样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一路攀升的。根据笔者的数据，1988年为0.38，1994年为0.4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见下图），在21世纪之初是呈现出继续上升趋势的，但2008—2009年达到0.49以后，又逐年下降，2015—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0.47。2016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未公布新的基尼系数数据，所以，我们就暂且分析在这样水平上的贫富差距情况。

社会分层研究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贫富差距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得到了多少份额？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份额？从第一个问题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广大居民得到的份额确实差距很小，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到了21世纪，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较大。从基尼系数看，有些研究机构的基尼系数还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提出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数是0.61；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报告提出，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73左右。当然，这都是非官方数据。尽管不同报告有差异，判断21世纪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则是社会各界比较一致的共识。当然，图1也显示，2008—2009年基尼系数达到高峰后，出现下降趋势。但迄今还是不低于0.46的水平，仍处于较高的位置上。

怎样看待这种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况呢？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分配份额。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数很低的原因是由于采取了用行政体系、票证制度来配置资源，其结果是“均等化程度”确实很高，但这绝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维持供应的不得已做法。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1950—197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上一般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是越来越大，显然仅仅观察第一个问题还不行。笔者在1990年代曾经作过一次大规模城市居民入户抽样调查，研究家庭经济史。结果发现，1950—1994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最低的一段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所以，仅仅追求很低的基尼系数不是我们的目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愿意过当年那种普遍贫穷、商品短缺的日子。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确实处于高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上文也分析指出，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市场是怎样配置资源的呢？中共中央的文件表述是“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也就是说，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各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尽管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普通工人、农民劳动获得的报酬还是很低的。相比之下，资本的获益具有明显的“雪球效应”（越滚越大）。再有就是经济的高垄断造成了少数垄断者获利极大，而多数劳动者利益受损。中国是超巨型人口社会，有14亿人口、有4.9416亿家庭户，要想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就必须更多地保护中小经营者、小微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并严格约束垄断者对经济资源的控制。

总之，造成中国当前较高基尼系数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在初次分配中，市场竞争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一些。近来，操作型技术人才短缺，这样一些高技能的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就上升了，甚至超过了坐办公室的白领工作，这也是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扩大培养高技术工匠型人才的原因。社会的再分配是由税收、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完成的。此次十四五规划就特别强调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此外，社会还有第三次分配，也就是全民都参与的慈善、扶贫、帮助他人的事业。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确实需要全民的参与。党和国家政策的调节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全体人民树立起这样的理想信念和目标，那么共同富裕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在21世纪，如何使得全体人民树立起这样的理想信念和目标，其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

五、关于社会流动与阶层固化的问题

关于社会流动、阶层固化，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特别是每当高考前后，社会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就是高考是否还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出现了阶层固化，并认为富二代、官二代等现象就是阶层固化的体现。

那么，社会学是怎样测量社会流动和测量阶层是否固化的呢？社会学是通过称之为“代际流动”来测量。就是通过大样本的家庭户抽样调查，记录城乡不同类型的家庭中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的社会地位（包括职业地位、经济地位、教育地位等），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得知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各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情况。当然，这种社会地位变化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将上升和下降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流动的比率。比率高、流动率高说明代际之间的关系没有固化，反之，比例很低则说明阶层固化。

根据这样的测量方法，试分析一下中国的代际流动率到底如何？陆学艺及其课题组2004年发表的成果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代际流动率明显上升，改革开放以前是41.4%，改革开放以后是54.0%，而且是上升流动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前上升流动是32.4%，改革开放以后上升流动为40.9%。这意味着，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改革开放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上升机会。再者，对于现有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分析，发现他们的父母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总共占比15.4%。也就是说，其余84.6%的现有管理者是来自其他各阶层的家庭：9.2%来自专业技术人员家庭，9.2%来自办事员家庭，3.1%来自小业主家庭，16.9%来自工人家庭，46.2%来自农民家庭。易言之，从全国社会调查数据上看，并不支持阶层固化的观点。当然，该研究也解释了，虽然在现有的管理者中，来自农民家庭的比例很高，但是由于农民在整个人口中占比很高，超过总人口的60%，而管理者在全中国人口中占比很低，故从概率上看，管理者家庭出身的人进入管理者职位的概率还是要明显高于农民家庭出身者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