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笔者认为，这种超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所谓“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是中国一种比较突出的现象，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到了最为突出的作用，每一个地区都是有行政级别的，资源配置也大体上依照这种行政级别配置。所以，级别高的大城市自然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小城市即使再有市场活力也比不了这种按照行政级别给与的全方位资源配置。

其三，这种差异也突出体现在房价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价无论怎样控制，还是呈攀升的趋势。而中小城市的房价虽也有上升，但大多数呈下降趋势。北京大学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构成中，79.8%是房产。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小城市的房价不升反降，这本身就代表着家庭财产的分化，这是导致财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处理大城市房价的循环累积效应，迄今仍是一道难题。

二、关于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

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变化趋势，也可以放在上面的整体结构中来谈，但由于文字较多，这里就专门来谈。关于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成为中国媒体界以及社会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中等收入群体当然好理解，就是按收入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从社会学角度看，处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人群也必然具有其职业特征、受教育特征、经济财产地位特征、生活方式特征，等等。所以，社会学界比较多地是使用中产阶层的说法，其实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等级、中等阶级，对应的英文都是一个词：middle class。

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以来的突出现象。21世纪，中国财富总量急剧扩张，这是中产阶层增长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经济迅速攀升的时期，当时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中产阶层8年增长了8个百分点，每年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初步形成；也有人提出，调查证明中国主观认同中产阶层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然而，这种比较乐观的估计，近来受到重大冲击。

2020年初突发新冠疫情后以实体服务业为主体的大量中小微企业受到重大冲击。据报道，中小微企业收入降低 69.5％。很多中小微企业坚持不下去，就只好破产倒闭，城市白领群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城市白领群体大多是到城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首先遇到的是房贷或租房的压力。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收入稳定，一般还有能力偿还房贷，若一旦收入下降或失业，往往就只能求助于父母的补贴，但如果父母亦无能力资助，那就面临着失去房屋、失去以往所有为房屋的付出，甚至面临着因失去工作而不得已离开城市返回农村老家的风险。再有就是维持中产生活水平的压力。中产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日常消费、子女教育、社会交往等都处于明显高于低收入者的水平，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经济打击，他们就不得不退出中产的生活方式。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本来就不高，根据笔者的计算和参考其他学者的数据，目前大约仅占全体就业者的25%。中产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地位比较稳定的中产核心阶层，而是处于中产边缘层的位置。笔者以往的研究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73%处于中产阶层的边缘状态。处于边缘状态就意味着，一旦受到经济上的冲击，就可能会从中产阶层跌入低收入群体。再加上目前极其不利的国际局势，众多发达经济体从多方面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政策。所以，以往对于中国中产群体发展比较乐观的估计，恐怕要调整；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未来发展速度的预期，恐怕要有所降低。

当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共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2016年5月，总书记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作了重要讲话，使用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说法，将“者”改为“群体”，意义重大。总书记详细阐释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措施：第一，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第二，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第三，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第四，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第五，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第六，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党和国家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

笔者曾经分析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三大渠道：第一，正规教育渠道；第二，专业技术渠道；第三，市场渠道。笔者以往的研究证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社会地位上升人数最多的是通过市场渠道。中国劳动者人数最多的还是农民、农民工，他们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绝大多数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小本经营、市场经营。所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要特别注意保护中小经营者的权益，绝不要打击他们，更要学会精细化管理，营造规范良好的经营环境。出身于农民的这些经营者，通过经营、营销实现社会地位上升，能够从底层爬上来非常不易。未来的中国，要想实现中产社会，还必须对于经济上的垄断有严格的法律约束。高度垄断的经济是摧毁亿万中小微经营者的杀手。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民族非常善于经营，如果想在我们这样的巨型人口社会实现中产社会，就必须创造有利于亿万中小微经营者的制度环境。

三、关于中国的贫困群体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到2020年底，党和政府宣布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这样的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处理贫困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理论上看，贫困是区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不同情况的。所谓绝对贫困，是指低于维持人们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这个理论和测量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朗特里（B. S. Rowntree）提出的。当然，不同历史时期绝对贫困的测量标准也有很大差别。中国绝对贫困测量标准的最初尝试是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提出的。当年是以口粮为标准，提出人均口粮南方稻米产区 400斤以下，北方杂粮产区300斤以下。可见，当年的标准是非常低的。此后，改为用人均年纯收入测量，最初是只有两三百元人民币。即使是这样的标准，如1989的标准是259元，该年的贫困人口为1.06亿。此后，该标准每年都有很大提升，到2011年该标准为2300元（这与该年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一致的）。由于标准提升了，该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1.06亿。2019年标准是3218元，2020年底标准是4000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按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当然，除了人均年纯收入的标准以外，中国还制定了相应的其他保障标准。

那么，什么是相对贫困呢？所谓相对贫困，指相对于社会上平均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生活水准的最下层。因而，相对贫困测量的是财富或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份额。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处理相对贫困问题，将会是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任务。目前，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问题还比较突出，所以需要从资源配置体系和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制等诸多方面推进改革。与相对贫困的斗争，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

下面仅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角度，讨论一下中国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未来趋势和解决办法。2020年底以前，中国扶贫脱贫工作的重点更多是关注农村地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我们必须注意，相对贫困的问题在城市中开始凸显。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文所说的中国已经变为城市常住人口为主的社会；另一方面，城市的贫困问题有其特殊性。在农村的农民以土地为生，只要种地总还会有一点儿收成，多数农民家庭种菜、养鸡、养鸭、养猪，一般总还能够维持基本日常生活。而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钱，一旦没有了工作、断了生活来源，若再无积蓄，那真的是会陷入绝境。针对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1号决定，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全国每个城市都制定自己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制定标准时，要考虑到维持当地城市居民家庭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