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黑箱

通过慈善基金会实现对资产的控制与代际传承仅仅是个开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富豪将目光投向了捐赠者建议基金（DAF）。与通常讨论的私人慈善基金不同，DAF不仅能为捐赠者带来税收减免，还具有无需信息公开和支付比例要求的优势。一旦资产流入DAF，对于外界来说，这些资金的去向便成为彻底的“黑箱”。

此外，捐赠者还可以通过将复杂的非现金资产（如加密货币、艺术品和房地产）捐赠给DAF，从而更轻松地获得高额税收减免。这是因为DAF作为公共慈善机构，享有更高的扣除上限。

然而，这类资产的估值往往容易被人为抬高，使捐赠者能够以虚高的估值申请减免，而实际出售金额可能远低于估值。例如，2013年，雅诗兰黛名誉董事长伦纳德·劳德（Leonard Lauder）将其立体主义艺术品收藏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估值在10亿至20亿美元之间，但这一估值被广泛认为存在高估的嫌疑。

正因如此，DAF愈发受到富豪的青睐。数据显示，2022年约有855亿美元流向了DAF，远高于流向私人基金的568亿美元。进入DAF的资金占个人捐赠总额的比例从2008年的仅4%逐步增长，并在2018年反超私人基金的比例，最终于2022年达到27%。如今，DAF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类别，其资产在十年间暴增411%，达到了2290亿美元。

2008年以来捐赠给DAF的资金金额（橙色）水涨船高，反超私人基金（蓝色）

值得注意的是，DAF的资金来源中不乏来自私人基金会的捐款。私人基金会可以向DAF捐款，并将其计入满足5%年度支付要求的额度中。这种操作使得捐赠逐渐演变为一种赤裸裸的金融手段，彻底颠覆了慈善本身的公共价值。不幸的是，这种现象正在加速发生。仅在2021年，私人基金会就向DAF提供了超过26亿美元的资金，再次刷新纪录。

许多美国最富有的人对DAF投入巨大。例如，马斯克基金会（Elon Musk Foundation）在2017年至2021年间向DAF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捐款，占其同期总赠款额的近82%。其中，大部分资金——约3800万美元——被用于在先锋慈善基金会（Vanguard Charitable）设立一个DAF，另有超过1200万美元流入富达慈善基金会（Fidelity Charitable）下的一个DAF。

DAF到DAF资金流动日益见长，2021年到达了25亿美元

然而，一旦资金流入DAF，其“黑箱”属性使外界难以追踪这些资金的最终去向。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这些资金常被用来设立更多的DAF，形成层层嵌套的结构。漏洞允许资金从一个DAF转移到另一个DAF，从而完全隐藏资金的来源，后续的资金流动也变得不可追溯。根据不同的统计数据，约10%-20%的DAF资产最终流向了新设立的DAF。

无论资金的最终流向如何，可以肯定的是，DAF并未充分发挥其原本应有的公共服务价值。即便从支出比例来看，情况也不容乐观。例如，密歇根基金会理事会推测，2020年该州DAF中仅有43%的账户支出达到或超过了5%，而有35%的账户完全没有任何慈善支出。根据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数据，从2016年至2020年，该州达到5%支出标准的DAF比例仅为20%。非政府组织“捐赠者建议基金研究合作组织”估计，从2017年到2020年，全美仅有35%的DAF支付比例超过了5%。

DAF的最大问题在于其“黑箱”特性可能被用来进行政治干预，甚至产生危害社会的影响。英国独立媒体“开放民主网”（openDemocracy）发现，长期以来，亿万富翁如对冲基金巨头保罗·辛格（Paul Singer）、科赫家族的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以及电子业巨头巴雷·赛德（Barre Seid）等人，利用DAF隐藏了他们对非营利组织的捐款。这些组织包括传播气候变化虚假信息、倡导反权利政策以及反税收政策的团体。

那么，代价是什么

现实中，富豪捐赠所存在的漏洞早已引发广泛批评。2021年，记者玛他提亚·施瓦茨（Mattathias Schwartz）在《商业内幕》上发表文章，直指这一问题的核心。他以扎克伯格夫妇的捐赠为例，批评富豪的所谓“慈善捐赠”更多是一种公关策略，而非真正的社会贡献。他指出，这些富豪更关心捐赠行为塑造的公众形象，而不是这些捐赠是否能切实改善社会问题。许多签署了“捐赠誓言”的富豪根本没有兑现他们承诺的金额。

施瓦茨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捐赠誓言’可以被看作是亿万富翁们的一种恳求，希望公众不要再盯着他们的财富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头条新闻层出不穷，公众很快便会遗忘这些承诺，而富豪们的巨额资产不过是从左口袋转移到了右口袋，几乎没有真正流向社会公益。

甚至，看起来数额巨大的捐赠不过是富豪们“日进斗金”中的九牛一毛。根据福布斯研究，2023年福布斯400富豪榜的成员们总共向慈善事业捐赠了超过2500亿美元——不到他们总净资产的6%。

《福布斯》杂志2023年慈善捐赠排名的专题封面，将巴菲特称为“美国最大的捐赠者”

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对这些复杂的捐赠机制，尤其是DAF的具体运作方式，知之甚少。但益普索的民调显示，一旦他们了解了这些机制的原理，便会对现行政策提出强烈批评，并呼吁改革。他们认为，当前的税收激励政策明显偏向富豪，不应让纳税人为这些永久性基金会买单。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的呼声长期存在。许多倡导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提高慈善基金的年度支出要求、限制支出的用途、对大型基金会征税，以及禁止向家族受托人支付报酬等。甚至，时任俄亥俄州参议员的J.D.万斯还曾在《新闻周刊》撰文，呼吁对福特、麦克阿瑟和盖茨基金会等大型慈善机构征税，以缩小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力。

然而，改革的阻力同样巨大。自2018年以来，包括上述基金会在内的21个组织，共计花费了1100万美元来游说反对DAF改革。其中，仅用于阻止《加速慈善工作法案》（Accelerating Charitable Efforts Act）的通过，就花费了约300万美元。该法案由两党议员于2021年和2022年先后提交至参议院和众议院，但最终未能走到投票表决阶段，改革的努力也随之沉寂。

参与游说ACE法案的组织名称、游说花费金额与预计用于ACE法案的金额

对于慈善免税政策的初衷，美国税收历史专家约瑟夫·索恩代克（Joseph J. Thorndike）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税务笔记》杂志中指出，这项政策自1917年首次引入以来，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减免富豪因慈善捐赠而需缴纳的税款，保护私人慈善事业的运作，从而避免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福利支出。

这一逻辑的背后，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政府干预的警惕，以及对私人解决公共问题的偏好。美国的反政府主义传统强调私人慈善的价值，认为个人和机构的自主行为比公共资金更高效，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慈善免税政策被视为维持私有化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工具。

这也意味着，任何针对慈善免税政策的改革，都需要触及更深层次的观念转变。施瓦茨在文章的结尾写道：“现在是时候反思，将最大的税收优惠提供给最不需要它们的捐赠者是否合理，以及‘慈善’这个词是否还能准确描述当今慈善巨头的行为。”

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赖希（Rob Reich）则更为直白地指出了问题的本质。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大慈善在我们的民主中，本质上是一种富豪的发声方式。它是富豪行使权力的手段，缺乏问责制且不透明，完全由捐赠者主导，并且永久性地享受税收补贴。”

在疫情期间，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激增了1.8万亿美元，他们的总财富从2020年3月18日新冠危机开始时的不到3万亿美元飙升近三分之二（62%），至2021年8月17日达到4.8万亿美元。

因此，在任何改革措施落地之前，美国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为这些富豪的“善心”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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