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宗教学校及由其培养的乌里玛日益成为阿塔维系对广大乡村地区治理的依托。2024年5月，阿塔正式废除前政府在传统乡村协商会制度上改良而来的“社区发展理事会”，要求基层发展项目接受当地基层的乌里玛理事会监管。加之，乌里玛理事会本身具有调解仲裁、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与当权者沟通等功能，已俨然成为阿塔政权在乡村基层的延伸。

“阿富汗分析师网络”（AAN）2024年6月的一项田野调查发现，尽管阿富汗只有少数省份正式建立基层乌里玛理事会，但各地“社区发展理事会”均已实质性失能，在没有组建乌里玛理事会的乡村，阿塔指定的长老头人、本地乌里玛在基层治理上发挥了更大作用。

当然，这种治国方式不全然是阿塔的创想，宗教学校的兴盛和乌里玛阶层的崛起亦反映40多年来阿富汗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宗教人员不事生产，通常也不占有土地，依赖信众捐助为生，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人群之一。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累年的武装冲突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一部分宗教人员通过参加武装活动，特别是与阿塔建立联系，提升了政治地位；还有一部分宗教人员随着难民潮涌入巴基斯坦等国，接受更高水平的宗教教育，增强了影响力，或被迫融入社会经济活动，进而改善了经济条件，而2001年后大规模国际援助涌入阿富汗亦为其提供了更多经济机会。回顾历史，阿塔实际上正是在此背景下崛起，亦是这场变迁的受益者。

图为2021年11月8日，阿富汗塔利班在坎大哈市举行了阅兵，展示了包括直升机、装甲车在内的大量美式装备。 图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施展“传统政治智慧”

阿富汗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对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阿塔而言，协调族际关系也是一大治理挑战。据MEI统计，在现政府高级官员中，普什图人占比约90%，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分别约占5.4%和3%；而在30名部级以上高官中，普什图人有24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仅各有两人。当然，仅从中高级职位的族群代表比例来看问题未免片面，探究阿塔如何治理北方少数族群聚居区，才能显出真章。

2024年9月，AAN发布一份调查报告，以阿富汗东北部塔哈尔、潘杰希尔、巴达赫尚三省和巴格兰省安达拉布区为例，描述了阿塔如何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建立统治。其主要方法是：向当地派遣阿塔内的少数族群官员，甚至允许阿塔成员返乡任职；在地方职位分配上搞族群平衡或“轮流坐庄”；设法削弱地方军阀强人，扶持忠于阿塔但在当地无根无系的新长官；利用和吸纳当地社会精英及其人脉网络；建立宗教学校、利用宗教人士，重塑对当地社会影响力。

除利用宗教因素稍带“阿塔特色”外，上述做法几乎都未超出在阿富汗处理复杂族际关系的“传统政治智慧”范围。然而，这些做法也存在内嵌其中的“传统政治难题”：如何利用地方势力而又避免其尾大不掉？如何平衡地方族际关系而又不被卷入其中？如何用好“前朝遗老”稳住局势又防范其“复辟”？这些问题同样摆在阿塔面前。

例如，由于在巴达赫尚省大批任用本地人，阿塔颁布的鸦片种植禁令在当地难以落实，该地逆势成为鸦片主产区。又如，潘杰希尔是2021年8月以来阿国内武装势力反抗阿塔的“最后堡垒”，阿塔攻取该地后派驻大批兵力，虽与当地势力有所合作，但最终因互信不足难以为继。类似地，在2021年8月前后加入阿塔的哈扎拉人地方实力派也难在阿塔内部真正立足。说到底，这种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之间的矛盾是阿富汗千年政治史中绕不开的主题。

此外，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历来是造成阿富汗国内族际关系复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促进教派关系和谐，尤其是满足和平衡作为少数群体的什叶派在国家发展中的诉求，阿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可胜数。而阿塔信奉逊尼派，并试图以逊尼派宗教权威和宗教网络治国，其能否在处理教派关系方面充分运用“传统政治智慧”，亦是外界重点观察并普遍担忧的问题。

“传统政治智慧”固然值得借鉴，但破解“传统政治难题”恐怕只有现代国家可以为之。那么，阿塔治下的阿富汗离现代国家还有多远？当前其在坎大哈发号施令、依赖非正式的权力妥协等做法显然是“传统智慧”多于现代手段，而以宗教学校网络和乌里玛阶层重建为主的治理体系，至少从功能主义角度看，也使外界质疑这能否满足现代国家的治理需求。

当然，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唯一。阿塔从在阿富汗社会土生土长，到在社会变迁中崛起并掌权，其治国实践亦代表阿富汗自主探索的努力。当前的阿富汗，不仅内部没有足以挑起新一轮内战的反对势力，大国从外部干预的意愿和条件也大幅削弱，其正获得近代以来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又一次难得机遇，但若阿塔不能把握住、利用好，对阿富汗国家现代化造成的损失恐怕也将是历史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