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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教法随国”——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视野
关键字: 伊斯兰教宗教穆斯林国家认同若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经历,加以比较,会发现不少有意思的问题。两者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同样面临过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紧张,但时间节点却不一致,伊斯兰教在蒙元时期,而基督教则在明末清初,此现象耐人寻味。
其中关键在于,宗教信徒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之空前扩大,导致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张力加剧,颇有“祸福相倚”的意味。杨志玖认为,回回人是元政坛相当重要的政治力量,担任中书省宰臣和地方平章者,比比皆是。赛典赤·赡思丁、阿合马等回回重臣步入政治舞台,正值元世祖当政之时。而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紧张,也恰恰集中出现在同一时期。这恐怕不是巧合所能解释。以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发生的“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事件为例。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和礼拜本属私事,而税收、婚姻、诉讼则属公法。元世祖一面粗暴干涉穆斯林的私人信仰,一面又允许诸教自治,“诸色人户各依本俗”,殊不可解。是自相矛盾,还是别有意图?
元世祖颁布这道禁令,实则是在内有重臣,外有隐忧的背景下,敲打穆斯林臣民,提醒他们忠于朝廷,故不惜以政治权威压制宗教权威。因在此之前,曾发生过三件与穆斯林有关的政治事件:不花剌的答剌必起义(公元1238〜1239年)、旭烈兀杀必阇赤赛甫丁(公元1262年)、阿八哈汗杀八尔瓦纳(公元1276〜1277年)。元史专家陈得芝认为,这道禁令,目的是借题发挥,警告当时的回回人政治集团。反观基督教在明末清初遭遇的禁教经历,似乎也与同一时期基督徒在政坛的影响力空前壮大有关。
“中国哈吉”的身份认同由于朝觐之行可能得到强化
历史上,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紧张关系,多因政治而起,非因教法挑衅国法。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治权威,需要巩固对宗教的掌控。其目的,不仅在于强调政治权威在中国社会的绝对主导地位,“唯依国主,法事方立”。更在于每逢重要关头,尤其要确保包括宗教信仰者在内各大群体的“忠贞之质”,不至节外生枝。
有的信徒将现实世界理想化,认为通过宗教向政治的妥协、退隐或让渡,可以以世俗与神圣为界,可划出两个独立世界,各行其是。但现实中,政治与宗教共处同一世界,相互影响势不可免。进而言之,对两者的关系不可做简单的单向思维,而应认识到两者的协同与一致之处。特定阶段某种紧张出现,或许正说明国家处在重大关头,方欲有所作为,需要确保重要群体对政治权威的认同与忠诚。
中国社会“政主教从”的传统,来自政教双方的互动与共构,缺一不可。对“政主教从”传统的理解,往往只注意强调“政主”的一面,而对“教从”的一面重视不足。实际上,两者必须通过互动,方能共构,对彼此都有意义。就此而言,看似被动的“教从”亦有主动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如:以教辅政,以诚处世;以国法范行为,以礼法立私德等等。
▍认同与承认的统一:如何将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融为一体?
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何者为重?是国家认同先于宗教认同,还是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有观点将宗教徒的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简单化和模式化,认为两者不外三种关系:(1)对立关系则此消彼长,(2)平行关系则并行不悖,(3)统一关系则相辅相成。
无论如何解读,都应避免以对立或统一的二元思维,来理解和构建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关系。身份认同的重点在于其多元化与处境化。认同不是单一的,而往往以多元叠加的形式出现;同时,认同又是高度处境化的,必须置于具体处境中方能理解。其含义有两重。其一,在不同场合中,认同的侧重不同;其二,在不同处境下,认同的构建有别。有种观点认为: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之间存在消长关系,强化宗教身份,必然降低国家认同。然而,认同的多元化和处境化特点表明,即便貌似客观的数据也会被先入为主的预设扭曲。因此,不应以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强行将中国穆斯林的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对立起来,进而认定宗教认同的上升必然导致国家认同的沦丧。
以一位随团赴沙特朝觐的中国穆斯林哈吉为例,对他或她的认同变化,目前存在消极与积极两种不同解读方式:消极视之,经过朝觐,这位哈吉的宗教认同,必然得到强化,进而影响其政治认同,处处认同某个伊斯兰国家,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国”,由此演变到“沙化”、“绿化”。反之,近年来中国朝觐团每年都有一万多人参加朝觐,从他们迈出国门起,“中国哈吉”的身份就时刻伴随着他们。在人人都是哈吉的环境中,中国人的身份反而得到突显。完成朝觐功课,中国哈吉的宗教虔诚可能增加,但国家认同却不必然减少,反而可能增加。
如能克服西方二元论思维和教条主义,辩证地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就不难发现: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非但不对立,而且具有正向的关联。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揭示出,认同(Identity)与承认(Recognition)紧密相关:“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若得不到承认,或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如果周围的人们反馈回来的都是自己如何拘谨、卑微、可鄙的形象时,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将陷入毁灭和扭曲,难以自拔。”
同一个人或群体,其多元重叠的各种认同之间,究竟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矛盾?不可能通过字面、静止地看出来,而是要在处境中,在认同与承认的互动中,方能找到答案。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认同,就有什么样的承认,反之亦然。只有积极的认同才能换得正面的承认,同理,只有正面的承认才能赢得积极的认同。
换个角度分析,因宗教原因而走向政治极端的个案,通常都要通过宗教、社会和国家的多方面相互作用,方能酝酿成型,即“宗教认同的偏离——社会认同的偏颇——国家认同的偏激”,而绝不是宗教因素的单一作用。这一综合作用过程,可借一例说明。设想有某人,在境外生活一段时间,回国后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在国外所学才是“纯正信仰”,而国内传统早已“偏离正道”。这种带有狭隘地域和宗派色彩的“标新立异”,首先遭遇的其实是来自当地穆斯林群体的抵制和“不承认”,随后作为连锁反应,也会引发当事人对当地社会的“不认同”。一旦事态扩大,社会的“不承认”导致国家权力介入后,当事人的“不认同”范围才有可能扩大到整个社会乃至政府。
在现实中,由于政治权威与社会治理的管理与疏导得当,大多数尝试在宗教上有所改变者,其“不承认-不认同”的发生范围基本局限在宗教领域,更多表现为宗派矛盾,极少扩大到其个人对社会与国家的认同。对此过程的分析可以说明,阻断个别宗教信仰者从“宗教偏激”走向“政治激进”的关键在于:通过疏导和治理,制止当事人在其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逐步酝酿和扩大相互之间的“不承认-不认同”恶性循环。在此阻断过程中,政府、地方社会和当地穆斯林群体作为“承认-认同”的关键环节,皆不可或缺,各有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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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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