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宗教对年号的影响，两汉魏晋，有经术谶讳之学，到了南北朝，佛、道逐步发展兴旺，统治者开始吸收佛道宗教，来制定年号。公元44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定年号“太平真君”，即是认为道教徒寇谦之所说的“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之言不虚，在灭亡赫连氏夏国后，当即改元太平真君。尽管此真君不是后代道教的真君，但此后，年号的确开始和宗教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隋唐以来，佛道大兴，依宗教建元之事常见，有学者考据，隋朝的第一个年号“开皇”，也与彼时的道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唐代姓李，以道为国教，唐高宗曾以”弘道“为年号，而在颁布年号的诏书中，唐高宗特意强调自己是李耳的后代，应当有弘道的责任，这个道就以道家之道为主了。

唐玄宗李隆基为人长寿，但是在统治后期，本人也在积极追求长生，沉浸在国家鼎盛的迷梦之中。开元二十九年，以李宪为首的两位兄长先后去世，玄宗皇帝抓紧了自己的求仙进程，开元三十年，唐玄宗立马借口获得道教灵符，改元“天宝”。比起祖父“弘道”的意愿来看，唐玄宗直接表明自己乃是受道教符箓而治理国家，道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年号中可见一斑。直到宋代，好道的真宗皇帝，仍以获得“天书”为名，改元“大中祥符”，大规模建立道教宫观，彰显“盛德”。

武则天是李唐的媳妇，也是大周的皇帝，一方面既有道教的基础，选用过一些道教年号；但另一方面在宣扬合法性，代唐革命的行动上，运用的是佛教做鼓吹手。武则天准备取代唐朝之初，以弥勒佛降生为口号，俨然圣人。等到了登基称帝，取得一些功业以后。武则天迫不及待的改元“证圣”，同时为自己上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乃是弥勒佛、“证圣“乃是证入圣果之意。一表一里，足见即位之初，武则天需要用佛教来神化自我，不断暗示自己“弥勒佛转世”的神圣性。

年号是一门学问，从唐朝开始就有《古今年号录》、《历代纪元汇考》、《历代建元考》这样的专业研究书记，供查览考据。而制定年号更是一门大学问，从统治者的角度讲，它关乎国家走向、历史进程、社会安定、人心向背。制定颁布年号，有时是人主一人主张，有时是臣下建言。

宋代时，政典记录较为丰富，年号拟定通常是由宰执大臣、翰林学士草拟，最后交皇帝拍板。到了北宋中后期，已经形成了拟成多个年号，教皇帝挑选的传统。到了清末，著名的年号“祺祥”仍然是由顾命八大臣中爵位、宗支最为亲尊的怡亲王载垣拟定。有趣的是，日本的上一个年号“平成”就是九百多年前曾经进呈到宋神宗面前的年号之一。

高官、学者们拟定年号，一般要从儒家经典中找典故、美字，多出自《易经》、《尚书》，有时候也见《诗经》；也可以从道教、佛教经典；乃至是祥瑞和目前的重大事件中去拟定。越往后的王朝，拟定年号多用儒家经典典故，通常可以扩张解释为四字成语，如明代的万历年号，就是“历世长久，万寿无疆”之意。当然，以时事为素材改元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比如清末“同治”年号，即是取两宫垂帘与皇帝同治的寓意。字美、寓意好、动听，是拟定年号的一个要求，宋神宗曾经以平成之成字，寓意不佳为由，否定了这个年号。

唐朝德宗皇帝时，首创了一种取前代年号的字，结合成本朝年号的制定方法。他取太宗皇帝“贞观”之“贞”，玄宗皇帝开元之“元”，合成“贞元”年号。寓意美好，也包含着对两位治世之君的推崇。宋朝人取此习俗。从哲宗取神宗“元丰”之“元”，仁宗“嘉祐”之“祐”，改元“元祐”起，宋人就常以此法拟定年号。而后“崇宁”、“隆熙”、“乾道”等都是依此法改元。尤其南宋诸帝的年号，大半从祖宗年号里来。这种独特的拟定法非常能够体现宋朝对“祖宗家法，先君之道”的重视。近代伪满洲国建立时，溥仪称帝，改元“康德”，也是类似的方法：以“康熙”之康，和光绪皇帝的庙号“德”，二字合并，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法统所在。

年号运作千年，影响深刻，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有的至今仍见。明清以前，皇帝改元较频繁，一帝屡屡数元，称呼不便。到了明代以后，逐渐形成一世一元的习惯，皇帝的年号时间长又通行，形成了以年号代指帝王的习惯。人们习于称“乾隆帝”而不称“高宗纯皇帝”了。古代改元，往往会大赦天下、赏赐官僚百姓，以体现太平仁德。这些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甚至是改革积弊的开始。而年号也会留在地名之上，今天陕西淳化县、浙江绍兴市、庆元县、上海嘉定县、福建政和县、以及天下著名的景德镇，都以宋代帝王的年号命名。

中国建元立号，在帝国时代，还会辐射国内民族和周边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形成年号传统。我国过去存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有的国家曾经是古代王朝的藩属，作为藩属国，直接使用当时中国所使用的年号，比如朝鲜王国在1896年之前，一直使用明清两代与之同时的年号，这是政治影响力的象征。而日本、越南等国，开始纷纷拟定自己的年号。越南从前李朝有年号天德，到丁朝以太平为号起年号不断，直至保大皇帝退位，也执行了近千年的年号制度。

日本自大化改新起，逐渐形成制定、使用年号的习惯，形成了一套引经据典、儒官拟进的完善制度。从“大化”到“令和”，日本已经颁定了250个年号，随着天皇制的存续，年号制度或将继续维续下去，是全世界独一无二还在使用年号的地区。（按我国台湾地区行民国之纪年，不应视作年号。）

茂陵荧火，宫室丘墟，年号寄托或成就过的盛世早就淹没在了历史的深处，再美好的文字，往往盖不住风雨飘摇、腐败动荡的事实。我国作为年号的发祥地，年号已经走进了书堆，是重要的文化和研究要素，但东邻日本，年号依然老迈而鲜活地存在着。礼与非礼，雅与非雅，在现代社会见证拟定年号，改制新元，是一件充满冲突感而颇生奇异的事情。平成三十一年即将进入尾声，令和元年即将开始。令者嘉也，和者平也，不管他出自何典，是否尽如人意，这两字背后美好和平的寄托，在局势纷纭的当下，亦是良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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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诸寅啸，《两宋年号述论》，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

王晓，《唐代年号研究》，西南大学，2015年4月

冯天瑜，“明清年号探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