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兴扬】

作为道士，谈儒家建制化可能有点奇怪，但又理所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道士也就是半个儒生，儒生的一半是道士。

在中国历史上，儒生、道士、和尚的角色基本可以实现自由互换，失意的儒生寄情道门之中的不在少数；尤其是在今天，“儒教”已经失去了旧有社会政治架构的承载，而道教作为宗教形式还存在，我这个道士谈一下儒之失与道之末应该就没那么奇怪了。

讲儒家建制化，我们首先讲个故事：

在道观，贫道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游客：站在财神殿门口，大喊：“财神爷，你在哪里？为什么我还不发财？”

如今，儒学似乎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大喊：“孔圣人，你在哪里？为什么儒学还不能复兴？”

儒学不能复兴，确实是个问题，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我们讲儒释道三教，儒为大。陈寅烙曾说：“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之具体实现。”

儒为大的根本在于与皇权政治的捆绑和对科举制度的完全依附，关于儒家建制化的部分想法，贫道想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阐述：儒教被颠覆的原因、儒学建制化的起因、儒家建制化存在的问题、儒教能否作为一个宗教出现？利益问题如何摆平、未来如何发展？

“儒教”建制化的起因

历史上来说，因为儒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却承载着人才选拔、国家统治的重要使命，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到范进中举似的疯狂，儒教作为类宗教组织，始终把握着国家命脉。

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弃和皇权社会的结束，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弃，儒教丧失了传承载体，正因为与皇权社会结合的足够紧密，所以，成也帝王，衰也帝王。

历史上两个有名的“道君皇帝“：宋徽宗（左）和明嘉靖皇帝（右）

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儒教便不再是儒教，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造成了儒生丧失掌握国家命脉的权利，原有的传承载体被彻底打倒，延续的根本被颠覆，儒教已经被终结，儒学几乎成了纯粹的思想流派。

儒学建制化，绝对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诉求，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儒家学者对原有儒教体系的羡慕、相关人员的利益驱动、对现有社会体系的利益分割等等，都需要一个载体，甚至说需要一个宗教化的组织。

我们可以尝试从道教理解这个问题，关于道家与道教的关系，我从宗教意义上来说，道教是道家学说的肉体，道家学说是道教的灵魂。

历史上，由于道教没有与皇权做完全捆绑，所以当皇权结束后，道教作为宗教形式不会结束，自然，除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儒释道，道的发展排在最后一位，远远没有儒教辉煌。

庆幸的是，正因为没有完全与皇权捆绑，当皇权社会结束后，几乎完全依附皇权和科举制度存在的儒教自然终结了，道教虽然经历了变革和没落，组织形式被基本保留下来，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道家思想需要道教作为载体传承，道教需要道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如果说宗教活动完全被禁止，道教灭亡，道家思想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存在；对于儒教来说，科举制度灭亡，儒教的肉体已经死亡。

从这个层面来说，儒学没有了传统上层建筑的承载，哪怕思想再精髓，缺乏可表达形式，都无法像宗教一样集中信仰，组织形式趋于分散和多层次性。

如今，仅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儒学的相关利益团体、人员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承载思想的团体或者类宗教组织，来为儒教续命；如果单纯的作为学术流派，没有相关利益团体、人员，仅仅延续儒家思想，就如同墨家、法家、名家杂家等学术流派，没必要建制化，利益相关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