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昂】

近日，北方地区尤其是京津的朋友们过起了“上午吃一嘴毛，下午吃一嘴沙”的日子。两年前大家伙儿调侃“一下沙，北京变北宋”，现在开始“感谢”“老天爷赏饭吃”。

而这次，南方地区也被波及，沙尘随冷空气南下，连好山好水的杭州空气质量也迅速转为“重度污染”，青团瞬间变身驴打滚。

不少人纳闷，自己在蚂蚁森林里种下的梭梭树野去哪儿了？这么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成绩亮眼，今年沙尘为何还来势汹汹，“千里同天”？

确实，经过国家大力治理，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我国京津地区大范围的沙尘天气很少发生；但是自2021年以来，沙尘天气又开始增多，尤其是今年，出现次数频繁，本周的沙尘暴甚至笼罩了半个中国。

图自中央气象台

本年度的京津沙尘，一部分是国外输入的，也有一部分是本土产生的。我们需要先考虑国内的沙尘源，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再分析如何应对国外输入的沙尘。

一

我国京津地区的风沙主要来源于蒙古高原，少部分来自于黄土高原和西部沙漠地区。

蒙古高原大部分属于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降水稀少且冬季寒冷，只能维持“一岁一枯荣”的草原植被类型。在每年的三月到四月，冰雪消融，但是草本植物尚未返青生长，此时地表只有去年的枯草作为覆盖物。

如果草地放牧强度过高，枯草丛损失殆尽，三、四月份蒙古高原的土地就会大面积裸露，同时被牲畜踩踏得较为松散。在这种情况下，当三、四月份出现温度较高、降水偏少天气时，裸露的表层土壤就异常干燥和松散；此时再遇到大风，就会形成大范围的扬尘或者沙尘暴。

此外，蒙古高原的南缘还分布着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其春耕也是在四月份开始。干旱区土地的翻耕也会产生大量的沙尘，并随着大风输送到其它区域。

我国京津地区是否再次进入了沙尘频发的周期？

自然气候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如果未来三、四月份的蒙古高原气候暖干化加剧，大风日数变多，那么这些气候变化的确会导致沙尘天气增多。但是人为活动更加重要，这是因为我们减缓气候变化较为困难且成效缓慢，而改善植被状况较为容易和快速。

从经济社会变化的宏观基本面看，我国境内的京津风沙源植被仍然是稳定向好的，不会重新出现2000年前后严重的风沙问题。

这首先是因为我国京津风沙源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大幅度减少。这些地区的农村牧区人口大量集中到城镇生活，开垦、樵采和放牧等破坏自然植被的活动自然减轻。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当地居民生计对自然植被的压力还会持续下降。

其次，我国公共财政已对京津风沙源地区形成了制度性的转移支付支持。2000年前后的严重京津风沙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当时的地方财政困难，基层林草水利等公共服务部门的业务经费不足，无法对自然植被实现有效的监管。

再次，生态保护成效已成为地方主官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克制了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忽视自然生态保育的动机，也强化了他们对滥垦、过牧的监管力度。

最后，牧民逐渐觉察到天然草地承载力的上限，已经不再大幅度扩张养殖规模，而逐渐转向提高养殖的经济效益。因此，超载过牧问题也在逐步缓解。

鉴于以上国情的改变，可以说，境内京津风沙源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可防可治的，能够实现植被高质量生态恢复的目标。

二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京津风沙源防治中的一些缓慢且隐蔽的问题，包括种植业的缓慢扩张和草地植被尚未高质量恢复。

在过去10年，我国种植业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呈现较为缓和但是持续的扩张态势。从微观上看，种植业向北扩张是符合商业规律的。这是因为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大，单位面积较低，便于发展机械化的种植业。在有灌溉的条件下，企业在北方农牧交错带种植马铃薯、玉米、苜蓿等作物，在经济上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

因此，当前种植区已经突破了400mm等降水量线的限制，向降水更少的地区坚定地扩张。尽管，各级政府、民众和学术界都充分认识到干旱区滥垦和风沙的因果关联，非常警惕草原地区的开垦，但是由于商业逻辑成立而且利润可观，北方农牧交错带和草原地区的土地开垦难被禁止。

由于规模化种植业极度依赖抽地下水灌溉，导致部分干旱区的水源已经非常紧张。一些河流在近10年间断流消失，一些地区的农牧民吃水井深度在过去20年间已经从40米打到了100米以下。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种植公司和当地农牧民争地下水和争降雨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警惕京津风沙源地区的因水源枯竭而导致的弃耕问题，防止这些弃耕土地成为新的沙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