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技术创新模式：根植于全球分工体系

美国技术创新模式的核心逻辑是以全球分工体系主导技术创新，通过跨国产业与市场布局，聚集全球资源实现技术突破。然而，这一模式也带来制造业空洞化、人才结构失衡等深层次问题。

1.美国形成全球分工体系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美国建国初期（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美国建国伊始，联邦党人主张以追赶英国工业为制造业发展目标，规划了“粮食、矿产、能源、纺织、玻璃、图书和军工”七大产业部门。美国政府有组织地派遣工业间谍前往欧洲偷窃技术，并以赠予土地等方式从欧洲引进大批技术工人，从而迅速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联邦政府通过补贴、高关税扶植和保护其幼稚工业，初步建立早期产业体系。

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美国内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统一产业与市场体系，制造业规模快速扩张。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两次世界大战推动全球产业霸权从欧洲转移至美国，1945年，美国以占全球7%的人口生产了占全球42%的工业品、43%的电力、57%的钢铁、62%的原油和80%的汽车。²⁵美国由此成为全球工业制造能力最强、产业结构最完整和价值链最复杂的制造业大国，形成了完整的国内产业体系。

第三阶段是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国仅依托国内全产业体系，就能驱动大部分类型技术创新并迅速商业化，创造出无数引领时代的科技成果，至今几乎所有先进技术都是在冷战时期技术前瞻性框架内奠定的基础。但是冷战的铁幕重构地缘政治版图，美国必须实施“马歇尔计划”，有规划有步骤地重建资本主义体系以对抗苏东集团，将整个西方国家产业体系深度绑定在它的全球分工结构中，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基本结构。

全球产业在国家间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大体上已经发生了四次 淡水泉投资

第四阶段从冷战后持续至今。在这一阶段，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互联网经济将美国经济再一次推向历史巅峰。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完整产业体系、优质廉价劳动力与庞大消费市场进一步驱动美国将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通过产业霸权重构全球产业结构：形成美国控制技术标准与专利、发展中国家承担制造环节的全球分工格局。

2.全球分工体系下的创新优势

全球产业体系为美国技术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资源，拓展了科学探索范围、强化了技术创新速度。全球分工为美国技术创新提供了四大支撑，成为美国技术创新的优势。

首先是全球智力资源的聚集。二战末期美国通过“回形针行动计划”（Operation Paperclip），将超过1600名德国纳粹军事科学家和近40吨科技资料秘密转移到美国，这些纳粹科学家及其研究奠定美国在火箭、导弹等领域的技术优势。²⁶二战后欧洲科学家移民为美国科研体系注入空前优质智力资源，助力美国成为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中心。冷战后，中印高学历人才流入，为美国技术创新持续提供智力支撑。

其次是跨国科研合作网络。美国国家实验室与高校构建全球性科研平台，欧洲、日本、中国等科研机构深度融入其体系，形成统一的科研标准、方法与基础设施网络，提升国际合作效率。

再次是分布式产业布局带来的“双赢”效果。美国产业体系按照“资本回报率、生产效率、贸易成本”原则布局全球产业。例如，美国期望集成电路产业的布局为：设计（美国）、高端半导体设备（荷兰）、半导体材料（日本）、芯片制造（韩国/中国台湾）、终端组装（中国大陆）。分布式产业布局既提升生产效率，又避免单一国家形成产业优势对美国产生竞争威胁，实现产业效率和技术管控的“双赢机制”。

最后是高端市场的规模效应。美、欧、日产业体系的市场定位为中等收入以上群体（如苹果不生产500美元以下手机），跨国企业通过默认市场边界（如丰田在美国保持固定市场份额）避免恶性竞争、获取高额市场利润，以及保障技术研发的持续投入。

3.全球分工体系下的创新劣势

全球分工也导致美国产业与人才体系出现两大结构性问题，导致美国强产业体系增速放缓，进而影响美国的技术创新。

首先是制造业外流带来的三重冲击。

冲击之一是产业完整性受损与供应链风险。制造业外流导致美国国内产业体系不完整，如放弃电解铝产业后依赖镓锗进口（中国镓产量占全球96%、锗产量占70%）；劳动密集型产业虽处价值链低端，却是新技术应用核心场景（如阿迪达斯、耐克等运动鞋的新工艺依赖高端制造设备与新材料），“低端产业”流失导致技术落地场景减少。

冲击之二是地缘政治引发供应链危机。供应链全球化虽提升了美国产业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但美国霸权体系无法掌控许多地缘冲突或非传统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供应链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的产业。例如，俄乌冲突扰乱欧洲产业、台湾问题影响半导体供应、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稀土管制，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均冲击美国技术密集型产业；2024年，中国镓锗管制直接影响美国半导体与先进军事设备的生产。

美国导弹导引头等部分对于特定稀土有一定刚性需求

冲击之三是技术管控成本上升。美国通过技术联盟与“长臂管辖”管控技术扩散，但盟友存在利益差异而形成集体行动逻辑困境：1978年日本东芝向苏联出口数控机床，美国直至1987年才对东芝实施制裁；2020年后美国禁止ASML公司向中国出口EUV光刻机，但ASML公司通过游说获得DUV光刻机出口许可，中国企业则通过多重曝光技术实现5nm—7nm芯片生产。这些都使管控效果弱化。

其次是人才结构失衡与培养的断档。美国的高等教育优势、繁荣的经济与富足的生活吸引全球高学历人才持续流向美国，为美国带来充足的智力资源。冷战后，欧洲移民增速放缓；中、印成为高学历移民的主体；而拉美地区成为非法移民主要来源地，虽然为美国补充大量劳动力资源，但也造成不同程度社会问题，如人口走私、跨境犯罪。

美国国籍出生地实行属地原则，拉美裔又有高生育的传统，于是合法与非法移民的高生育率导致西裔人口迅速增长，因此亨廷顿对未来美国人口结构“我们是谁”认同危机产生忧虑。高学历移民直接进入博士阶段或高新产业，挤压美国学生的升学空间；美国精英阶层的子女就读私立学校，以华尔街、硅谷为职业目标，普通家庭的子女在低质量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西裔群体对“教育改变命运”认同度低，导致美国理工科本土化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下滑。面对人才结构失衡状态，小布什政府做了最后努力，制定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然而效果不佳，之后历任总统相继出台各类法案和政策，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基础教育体系一旦衰败，短期内根本无法恢复。

人才老化与断档制约创新，中美关系恶化使中国理工科学生难以进入美国先进技术研究领域（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禁止非美国籍学生参与、国会立法禁止NASA与中国合作）；“美国学生不愿学、外国学生不录用”的困境导致美国航天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上升至52—56岁，而中国同行仅30岁左右。²⁷

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甚至限制中国理工科学生前往美国深造，又在美国国内实施“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以迫害与中国合作的科学家，长期如此，必将影响美国的技术创新。长久以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全球人才培养作出巨大贡献，但国际关系、国内政治、产业体系衰落等因素导致人才培养断档、老化甚至外流。

吸引全球人才曾是美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但如今这种人才培养机制导致美国本土化人才体系断档。长期看，美国产业体系发展放缓与人才断档必然影响美国技术创新。

（三）中美科技创新模式的核心差异对比

中美都进入“强产业引领新技术”阶段，但两国强产业体系的根基完全不同，从而造成中美技术创新的路径、目标与结果存在巨大差异，主要体现为在政策导向、风险评估、资本结构和应用场景等领域的差异。

在政策导向领域，中国追求国产替代、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美国强调全球技术领导权、竞争力与市场主导权。在风险评估领域，中国关注行业周期波动带来的社会风险；美国聚焦技术转移与扩散、监管不确定性风险。在资本结构领域，中国以中央政策性资金、中央地方国资基金为投资主体；美国吸引全球的风险投资（VC）、私募基金（PE）与股市等资本市场。

类似半导体国家大基金之类的国家投资，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相关产业地发展

在应用场景领域，中国注重系统性建设制造、能源、交通等制造端产业的基础设施，在庞大的新型基础设施基础上构建完全竞争市场体系，技术应用场景需要政策与产业高度契合，与此同时，市场发展注重行业渗透率，以超大规模产业结构与市场体系引领技术发展；美国则通过出口管制和“长臂管辖”维护其全球市场和用户规模，进而主导和引领技术创新。

近些年，美国硅谷出现“科技右翼”思潮，该思潮直接批评建立在美国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以资本为导向的硅谷科技创新模式，呼吁美国回归到冷战时期以国内完整军事工业体系为引领的技术创新传统轨道。²⁸科技右翼思潮的兴起是对美国全球产业分工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有力反思。

四、结论

技术与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一体两面”：技术孕育产业，产业反哺技术迭代。纵观工业发展史，人类社会历经了新技术建构弱产业、新技术巩固强产业、强产业主导新技术、强产业引领新技术四大阶段。强产业体系不是技术创新驱动的目标，反而技术创新成为强产业体系主导的结果。

冷战后美国技术创新的根基源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而中国技术创新的根基则依托国内全产业体系。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为美国科技创新带来人才、资本、效率、市场优势，但也架空了国内人才培养与制造业结构。

短期内全球分工结构依然为美国技术创新带来充足资源，但随着国际技术竞争加剧，人才结构失衡与制造业空洞化必然阻碍技术创新；根植于中国全产业体系的技术创新模式，虽然短期内受制于全球资本、技术壁垒与高等教育差距，但内生性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模式能够补足技术短板，国内全产业体系的时空优势可以快速应用最新技术并推动技术迭代升级。

美国可以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却无法阻止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无法限制中国全产业体系发展。内生性强产业体系既是技术创新的发动机，也是技术创新的护城河。

（本文注释略，详见刊物或知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