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技术创新模式对比

中、美两国的技术创新均遵循“技术研发—资本投入—产业转化—市场盈利”的闭环逻辑，是全球具备完整“技术—投资—产业—市场”全循环能力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这一体系的核心特征是：技术创新必须依托产业需求落地、产业发展需通过技术迭代升级，而资本与市场则分别为“技术—产业”互动提供资源支撑与价值反馈。两国均已突破“技术驱动产业”的传统阶段，进入“强产业引领技术创新”的新阶段，即产业体系的“规模与完整性、效率与安全性”成为决定技术突破方向、速度与应用范围的关键变量。

尽管中美遵循相同的全循环逻辑，但两国强产业体系的根基有着本质差异：美国强产业体系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上，通过跨国布局实现产业效率与市场利润最大化；中国则依托国内的完整产业链，构建内生性产业生态。这种根基差异导致两国创新模式的路径选择、风险结构与发展潜力显著不同，这是解释中美技术竞争攻守态势变化的核心框架。

（一）中国技术创新模式：根植于国内全产业体系

中国技术创新模式的核心逻辑是：以国内全产业体系主导创新，包括国家构建完整产业框架、系统性产业发展、多元经济体共生、产业需求与市场激励四大维度，形成“产业筑基—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

1.国家主导的完整产业体系构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和国际环境限制，工业化进程异常艰辛，由国家主导构建完整产业体系成为必然。

中国通过六大路径逐步形成覆盖全领域的产业框架：

（1）依托国家行政权力构建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与法治环境，为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通过国有企业实施长期规划，建成覆盖全国的能源（如电网、油气管道）与交通（如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基础设施网络；（3）依托规模化教育医疗体系，培育符合工业化需求的人力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4）保持独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调控能力，抵御全球金融风险对国内产业体系的冲击；（5）以“自主可控”为导向推进技术研发与产业布局，形成“门类齐全、分工协作”的工业体系；（6）依托超大规模人口基数拓展国内市场，为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需求支撑。

上述路径最终形成中国强产业体系的三大核心基石：稳定的制度环境、全门类产业框架、超大规模市场。

2.系统性产业发展而非单一领域突破

中国产业发展遵循“系统性优先于效率”的逻辑。在冷战时期无法参与全球分工的历史背景下，由于缺乏外部技术与市场支持，迫使中国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全产业体系，形成“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大到强、从强到精”的递进路径。这种“有比没有强”（better than nothing）的整体发展模式虽在短期内牺牲了部分效率，却为长期创新奠定了全产业基础。

例如，农村医疗“赤脚医生”、教育体系“中专”制度，均是发展初期“适配阶段需求”的系统性建设；高考制度通过专业分配保障各学科人才梯队均衡，避免市场经济短期利益导致的学科失衡。²²

习近平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²³这一论断正是系统性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系统性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全产业体系为技术跨界融合提供了独特优势。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例，其井喷式发展正是汽车工业（机械制造）、信息产业（智能驾驶）、电子工业（芯片与显示屏）、通信体系（5G与北斗导航）、智能电网（充电设施）、交通网络（高速公路）多产业融合的结果，印证了“全产业基础支撑技术突破”的逻辑。

3.多元经济体共生的产业生态

新中国成立后构建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结构，国家掌控金融、能源、交通、通信、国防等经济命脉，构建了抵御全球资本的“金钟罩”。这与美国内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专注于内部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相似度。改革开放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机制。中国形成了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多元经济体共生的产业生态，各类主体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中国多元经济体共生的产业生态，各类主体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国有企业承担长周期、高投入、慢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基站、能源管网），构建产业发展的主体结构；民营企业依托基础设施优势，通过“看不见的手”，聚焦市场需求开展技术应用与服务创新；混合所有制企业则兼具政策稳定性与市场灵活性，成为连接两类主体的纽带。

邓小平提出的“黑猫白猫论”，为多元经济体共生提供了政策依据。例如通信产业：中兴、华为提供技术与设备，中国铁塔与三大运营商承担建设与运营成本（如“提速降费”政策），建成覆盖全国的4G/5G网络，显著降低市场应用门槛；在此基础上，腾讯、阿里、抖音、美团、滴滴等民营企业快速崛起，推动中国成为全球跨境数据贸易强国，进而支撑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增长。

国有企业建设基础设施遵循政治发展逻辑，民营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遵循经济发展逻辑，这种长期规划与市场竞争模式成为中国强产业引领技术创新的独特结构。“国有筑基、民营创新”的模式为“技术孕育产业、产业反哺技术迭代”提供了良性循环的基础。

在集成电路领域，国家重点支持上游设备与材料研发，市场则驱动下游芯片设计与应用竞争，形成“政府托底与市场激励”的创新结构。这也是美国对华技术管制陷入两难的核心原因：不管制，中国产业将借助技术实现升级；管制，中国自主创新将得到加速发展，而美国企业将丧失中国市场。

美国能够使用出口管制、长臂管辖等手段制裁中国企业，但是无法制裁中国产业，更无法阻止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超大规模国内循环体系。美国依然以冷战时期应对苏联的技术出口管制这一落后手段对待全新的中国强产业结构，即“以旧手段处理新问题”，必然导致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工具失灵。

4.产业需求与市场激励驱动的创新逻辑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某些尖端技术领域存在一定差距，中国政府和企业都非常清醒并且保持着谦逊态度来学习和追赶，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娴熟地使用“产业需求与市场激励推动技术创新”的模式。中国强产业推动技术创新的路径为：通过产业政策构建市场需求—以市场需求构建产业链—以产业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通过产业需求与市场利润激励和加速技术创新。

在系统发展的指导思想下，中国政府的产业规划旨在培育新兴产业整体成功率而非少数企业或项目的利润率，追求产业发展而非资本市场市值。国家是产业发展的稳定器，既防止落后产能阻碍产业升级，又避免旧产业过快消亡引发社会震荡，从而实现产业均衡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在“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共识下，地方政府依据“中国制造2025”“‘十四五’规划”等国家战略，通过税收优惠、土地支持等政策吸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企业，形成“地方竞争、企业集聚、技术突破”的正向反馈。由于行政权力与多元市场结构的双重约束，中国新质产业难以形成垄断，竞争性市场更有利于技术创新。

中国大模型一直在追赶美国大模型发展速度，而且呈现百花齐放的特征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例：2009年中央推出“十城千辆”计划，通过财政补贴在10个城市推广新能源汽车（公交、出租、市政、邮政等公共领域），2012年全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10%；地方政府则通过燃油车限购、限行政策，有序引导家庭乘用车向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政府采购与个人消费两大体系共同构建市场规模与需求，推动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产业链形成，催生出北京、上海、重庆、合肥、西安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随着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与智能座舱技术的突破，新技术与强产业体系融合，形成庞大的产能规模。截至2025年6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650万台，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亿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超大市场、供应链以及产业集群不仅驱动了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井喷式发展，也挽救了美国特斯拉汽车的命运，使其从岌岌可危的破产边缘转变为全球最大新能源车企之一。面对超强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产能规模与技术优势，中美之间技术管控攻守易位：2025年7月15日，中国商务部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相关技术列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实施技术出口管控。²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