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定坤】

自今年4月以来，中印冲突不断，边境态势持续紧绷。

边境冲突打斗的过程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印度频繁在边境挑起事端以及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后半段的执政策略来看，冲突的发生似乎又是必然的。

冲突爆发之后，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各自的立场以及不同的角度对事件进行了解读，包括印度政府的行为逻辑与动机，[1]对中印关系中长期影响以及从战略角度审视冲突等。

笔者认为这些解读十分深入和全面，在这里不做赘述，本文则更多地以加勒万河事件作为一个切入口，结合莫迪政府以及印度人民党自2016年起在乌里事件、洞朗危机、普尔瓦马袭击中将领土安全议题充分政治化并服务于政治目的策略的转变，试图简要分析印度国内政治的大致动向，为我们理解印度对外交往行为提供一些辅助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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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发展主义”话语到“国家安全”优先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从2014年执政印度后曾尝试多项经济和社会改革，高举“发展主义”的大旗吸引选票，且印度选民们，尤其是中产阶级选民更是寄希望于“古吉拉特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成功。

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政府确实做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尝试，包括更大程度地经济自由化，通过修改和废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款从而提升印度的营商环境，加大力度引进外国资本，提出“印度制造”刺激制造业的发展等。

尽管这些“发展导向”的政策确实有利于印度产业的升级和发展，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但是莫迪政府“动员导向”的其它一些社会政策却极大程度抵消了以上的改革成果。

例如，莫迪于2016年11月8日“旋风式”推出废钞令，作废当时500及1000卢比的纸币。阻击腐败、打击黑钱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暂且不论，其推出政令的方式和速度直接导致印度2017年经济增长率下降约2个百分点。[2]

又如2017年7月1日印度正式实施商品与服务税（GST），统一了印度此前繁杂的间接税征收方式。但由于该税改方案在全国范围的实施速度以及方式的不妥，GST的税收效果远低预期。

讽刺的是，本应作为简化税收的GST却在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印度发展动态（India Development Update）”中被评为全世界最为复杂、税率最高的税收系统之一，[3]被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戏称为“加布巴尔·辛格税”。[4]

面对诸多改革受阻，政策效果短时间内难以显现等现实问题，莫迪及印人党政府的核心目标仍是赢得选举连续执政，因此莫迪第一任中后期开始逐渐改变竞选策略和动员方针。准确地说，印人党整个竞选逻辑发生了改变。

资料图

如果说“古吉拉特模式”“发展主义”“经济改革”等词在2014选举年与莫迪相绑定，那么“反恐行动”“外科手术式打击”“国家安全”“守卫者（Chowkidar）”等词则在2019大选年与莫迪紧紧捆绑。

印度人民党选举逻辑的成功转变得益于莫迪政府充分利用了2016年起印巴边境上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冲突事件。

2016年1月，印度旁遮普邦帕坦科特（Pathankot）空军基地受到6名武装分子袭击，双方交火超过17个小时，最终造成7名印度士兵死亡，多人受伤。

2016年9月18日，印控克什米尔乌里地区的印度军队司令部凌晨遭到一伙武装分子的袭击，共有19名印度士兵死亡，30多名士兵受伤。10天后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印度军队成功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恐怖分子营地进行了精准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但同时印度外交部表示“没有更多后续的袭击计划”，[5]不愿将事态进一步升级。

该事件后来还被拍成电影，名字就为《乌里：外科手术式打击》，于2019印度大选年上映伊始便极受欢迎，全球范围内创造了约5300万美元的票房，稳居2019年宝莱坞票房榜首。

电影《乌里》又被部分媒体称为印度“战狼”

又如2019年2月14日，一列载有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人员的车队在印控克区普尔瓦马县（Pulwama）遭到汽车自杀式袭击，印方46名人员当场死亡。与乌里事件类似，两周后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印度空军成功越过印巴停火线对巴基斯坦巴拉科特（Balakot）恐怖分子训练营进行了空袭。随后印巴双方空军频繁跨境行动，事态愈发紧张，直至被俘的印度英雄飞行员阿比纳丹·瓦塔曼（Abhinandan Varthaman）返回印度事态才得到平息。

尽管莫迪政府一直强调对巴的打击或空袭为反恐行为，但其每次高调的回应都明显服务于国内的选举政治。

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真实效果以及空袭的成效究竟如何或许根本不重要，莫迪目的十分明确，即区别于早前国大党的“柔软”形象，塑造保家卫国的“强人”形象。为达到该目的，莫迪政府一方面控诉国内反对党将国家安全、边境议题政治化，另一方面自己却充分利用其执政党的优势使用国家安全议题进行选举动员。

莫迪所提出的对巴基斯坦“先发制人地打击（Preemptive Strike）”似乎包含两层含义，对外的打击和对内的打击，对外的打击效果是姿态性的，对内的打击或许才是真正目的。

自印人党2014年执政以来，莫迪政府对个人和组织的“反国家”指控频率极高，甚至在被俘的空军飞行员瓦塔曼尚未被移送回国前，莫迪就已经“先发制人”地对国内反对党进行了言语抨击：“一些政党从讨厌莫迪，到现在开始憎恨印度。当整个国家都在支持我们的军队时，一些政党却在怀疑他们，同样是这些政客的言论在帮助巴基斯坦，伤害印度。”[6]

空军飞行员瓦塔曼（中间右侧）被移送回国画面（视频截图）

同样地，倘若对比印度人民党2019年与2014年的政党竞选纲领不难发现，2014年的竞选纲领将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排在首要地位，而2019年其政党宣言开篇就是“Nation First”，强调印度国家安全为最重要的政策议题，与之相伴随的是“坚定的印度，强大的印度”的竞选口号。[7]

2019年莫迪以“印度守护者（Chowkidar）”取代早前的“发展引领者（Vikar Purush）”的形象成功赢得人民院选举，这一形象转变的背后不仅反映出印人党竞选逻辑的变化，也表现出守卫印度的“政治强人”形象似乎是莫迪当下唯一可依靠的“选举武器”。

但与此同时，矛盾之处在于，一味地强硬或许能赢得民族情绪鼓动下选民的拥护，但对国内民生、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实际问题往往没有任何帮助，亢奋的民族情绪往往裹挟的是社会不公、扣上的是“反国家”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