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迪拉·甘地没有父亲一呼百应的威信，于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更加专横独断。1975年，她在身陷弊案、遭受围攻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逮捕了所有反对党领导人，将14万平民不经审讯关进监狱。这其实是英印政府当年常用的一招：民事戒严（civil martial law）。其招数包括：大规模逮捕，搁置常规司法程序，当桀骜不驯的反抗势力造成的危险平息后，再释放囚犯，恢复司法和选举机制。印度独立后，中央政府用这一招来对付不听话的邦政府，屡试不爽——到1977年用了不下40次，只有5个邦幸免于难。尼赫鲁父女实际上都是殖民者的好学生，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英迪拉·甘地（1917-1984，印度第三任总理）

震荡巨大的紧急状态成为印度政治的分水岭，因为民众对此的反应打破了国大党自独立以来对中央政府的垄断。虽然1977年大选后取代国大党的反对党联盟只是昙花一现，尼赫鲁王朝又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手中繁盛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国大党最强劲的对手——印度人民党就此脱颖而出，并在二十年后成长到能够与国大党分庭抗礼的程度。随着明确标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党发展壮大，印度立国的结构性缺陷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国大党是以“世俗民族主义”自居的。若非如此，国大党就不能自称为整个次大陆的代言人。分治之前，英国官员通常将国大党将要治理的区域称为印度斯坦（Hindustan），国大党领导人私下里有时也会使用这个称谓。

印度独立后，官方立场是拒绝任何宗教身份，强调国家的统一性，但宪法并未将印度界定为世俗国家（secular state），也没有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统一的民法典，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仍然服从于其宗教传统。贱民“不可接触”的陈规被废除了，种姓制度本身却岿然不动。政府颁布了保护母牛和禁酒的法令，国会也为两个少数族群——“在册种姓”（Scheduled Castes）和“在册部族”（Scheduled Tribes），也就说今天所谓贱民（Dalits）和原住民（Adivasis）——设置了保留席位，但却没有穆斯林的份。

国大党之所以对分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他们不能直面自己就构成成分而言主要是一个印度教政党的事实，不承认有善待穆斯林反对党的必要，而是沉浸在自己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幻觉中。据实而论，印度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也没有公开奉行认信主义（confessionalism，法理上融合宗教与政治，政治和体制权力在不同宗教群体间按比例分配），国大党的世俗主义并不虚伪，而是半心半意。

言行之间既然有此裂隙，那就必须设法把话给说圆。国大党解释道，世俗主义在印度绝不意味着国家和宗教的简单分离。一种说法是，印度的世俗性就在于，国家虽然资助这种或那种宗教机构或者活动，但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都保持着“等距离”（equidistance）。另一种说法则表示，国家应该和各种宗教保持“原则上的距离”（principled distance），但在面对不同的宗教时，这个“原则距离”又是有弹性的。这样，在公共权力和虔信群体之间，发展出了更加丰富、更有价值的关系网络，比起西方和远东的政教分离，更符合多元文化时代的最高理想。

这话看起来真是滴水不漏！（甚至让飞流产生了鼓掌的冲动）然而，安德森不为所动，直捣黄龙：穆斯林在这种“等距离”或者“因群制宜”（group-sensitive）的世俗主义下，究竟过得怎么样呢？

2006年，政府任命的桑奇委员会（Sachar Commission）汇报，印度有1.38亿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3.4%，识字率低于60%，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印度最穷困阶层。6-14岁的穆斯林儿童中，有四分之一没有入学。印度最好的五十所高等院校中，只有百分之二的研究生是穆斯林，在精英技术学院中，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四。穆斯林在城市中找到正常工作的机会比贱民和原住民还少，失业率则高于后者。

穆斯林群体的贫困，有其历史渊源。印巴分治时，大部分中产阶级穆斯林都移民去了巴基斯坦，留下来的穆斯林既贫穷又缺乏组织领导，在新生的印度共和国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印度宪法赋予少数群体代表权，为数众多的穆斯林不在“少数群体”之中。贱民和原住民在人民院有保留席位，后来又获得了公务员职位的保留配额，“其他落后阶层”（种姓）也逐渐得到了后一类照顾。这些都没有穆斯林的份，理由是这会把宗教引入国家事务，从而损害世俗原则。印度社会的最底层不是贱民，也不是原住民，而是穆斯林。

显然，苦难如此深重的群体，不能让他们拿到枪杆子，尽管投身行伍是世界各国穷人的社会上升通道之一。在印度的近200万“安全机构”人员中，穆斯林少之又少。1999年，印度前国防部长无意中透露，印度的110万现役军人中，只有1%是穆斯林。而在印度调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和情报局——相当于印度的CIA和FBI——中，一个穆斯林都不能要。和英国殖民时期一样，印度军队大体上由印度教徒组成，点缀着锡克教徒，辅以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人。

穆斯林群体中的名人——板球手或电影明星，科学家或者担任象征性职务的官员——并不能给大多数印度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考虑到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印度穆斯林和美国黑人可堪比拟。前者没有背负种族污名，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出身上流阶层的精英群体，但大多数人的处境比美国黑人还要糟得多，因为他们得不到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的扶助，而且，在一个种姓社会，他们只能内部通婚，也就无法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群体，穆斯林在印度就是二等公民。

印度国宝影星沙鲁克·汗（Shahrukh Khan），就是穆斯林

事实俱在，国大党的漂亮话也就落了空。的确，国大党始终坚持着世俗理想，但它在构成和实践上又扎根于印度教群体。正如国大党从未认真尝试与穆斯林联盟达成任何协议，国大党主宰的印度也从未认真采取措施来改善其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社会或政治地位。任何真正世俗的政党和国家都会优先考虑这类问题，对于国大党来说这却是最无关紧要的。这个政党不愿直面宗教迷信和偏见，因为其统治基础就是印度教种姓社会。如果说人民党的崛起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此前执掌印度数十年的国大党也是要为从未努力消除这种矛盾而背锅的。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ID：jingluewang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