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古代中国的政治就是在对体制的不断思考和改进的过程中逐渐进步的，美国的政治也是在对体制的不断思考和改进的过程中逐渐进步的。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体制，包括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现代美国的政治体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们所在的历史环境的影响。现在人们对历史环境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局限看得比较清楚，对现代历史环境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局限看得就没有那么清楚，也许再过几百年，人们对历史环境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局限要看得要更清楚些。

在当代的政治体制中，美国的政治体制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的。建国200多年来，除了因南北战争的爆发受到短暂冲击( 一般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因为交战双方中任何一方要推翻政治体制造成的)以外，一直处于高度稳定的状态。说它高度稳定，主要是讲人们可能对某位领导人不满，可能对某项政策不满，也可能对某个政府不满，由于这些不满，历史上美国也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洗礼，也出现过不少街头抗争。

但是，这些不满、政治洗礼和街头抗争，都没有导致美国人从根本上质疑美国的政治制度，真正致力于推翻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的声音，即使有也很弱。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的精英们在建国时期对拟建构的政治体制就进行过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和争论。凡是认真读过像《联邦党人文集》这类书籍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讨论和争论的全面、深入和激烈的程度。应该说，它几乎涵盖了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从抽象的政治理论到具体的体制设计，应有尽有。

比如说，为什么美国要搞权力制衡？为什么要搞两院制？ 为什么最高法院法官要实行高薪和终身制？ 对于这些和许多其它问题他们都有个说法。比如说，在权力需要制衡问题上，他们假定人性是脆弱的，因此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要搞权力制衡。

在设立两院制问题上，他们说州的利益需要代表，地方的利益也需要重视，长远利益需要代表，短期利益也不容忽视，所以要搞两院制。

在对最高法院法官实行高薪养廉和终身制问题上，他们说高薪养廉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腐败，终身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独立，所以对最高法院法官要实行高薪养廉和终身制。这些说法不是没有可以质疑的地方，但美国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应该实行的，于是得到了采纳，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这个体制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所以大多数美国人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体制也就比较稳定。今天的美国，批评政府的有之，指责政府官员的人有之，质疑这个体制某些方面的安排如两党制的声音有之，但几乎没有哪个有影响的势力从根本上挑战美国的宪法和基本政治制度安排，并在此基础上主张用什么其它的制度取代它。

美国制度的稳定并不等于美国制度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历史上，美国的政治体制随着人们对一些问题认识的改变也在不断出现调整和变化。从选举制来讲，从参加选举的人到进行选举的方式都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如早期的选举是将妇女和少数族裔排除在外的，现在则是所有适龄的美国公民都有权参加选举。早期美国总统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现在则基本上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少数族裔和妇女是没有机会担任核心领导人职位的，现在已经出现了少数族裔的总统、国务卿、部长和将军，女的国务卿、部长和将军。从对人权的保护角度看，保护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妇女、儿童、青少年、少数族裔、老年人和同性恋的合法权利在不同时期逐渐获得了国家的保护。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原有体制中的某些制度安排不合理或不能与时俱进，所以要么一开始就有些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或后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变得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了，因此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当质疑多了，要求讲清楚，说明白的呼声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映到国家政治层面上，最终导致体制的调整，使制度的这些部分也可以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了。

和过去不同，由于全球化，政治精英和民众的视野更加宽阔，国与国之间政治体制比较更加容易，所以，今天的政治体制要想稳定就更需要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所以，在全球化时代，要想对政治体制讲清楚、说明白不仅需要在国内和本文明内做到，而且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做到，这对于任何国家的政治精英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讲清楚、说明白”是政治改革和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