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刘程辉】“在对华政策上，我们西方就是伪君子。”在去年12月5日的一场辩论中，英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凯瑞·布朗（Kerry Brown）一语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矛盾心理的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让西方政治精英感到不安，并非他们挂在口头的所谓人权等问题，而是中国正在实现一件令西方无法容忍的事情——在现有制度下取得成功。

布朗表示，西方曾希望让中国变得像自己，但又不希望中国强大到成为一种麻烦，西方从未料到中国会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下取得成功。他表示，在西方自认为擅长的领域，中国经常表现得更出色。他确信中国想要改革，只是西方再也没有特别好的模式，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中国学习且行之有效的东西了。

凯瑞·布朗1967年生于英国肯特郡，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英国著名的中国研究领域教授，英国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项目副研究员。他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曾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足迹遍布中国每一个省份和自治区，著有《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绵延800年的文化与知识交流》等二十本著作。

剑桥大学辩论社（Cambridge Union）1月12日在网站上发布了辩论现场视频。

凯瑞·布朗在辩论现场发表观点 剑桥大学辩论社

布朗说，他一度深信不疑的是，中国的整个发展轨迹必定要接纳某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决策模式，他曾经确实认为中国必须经历一场政治转型。

“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21世纪头十年有很多争论，那时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GDP最大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在十年内经济增长了四倍，太不可思议了。”

“我当时觉得，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人均GDP的提高，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引入类似西方的制度。”布朗说。

然而，中国并没有跟着西方国家的指挥棒起舞，而是在不断地改革中，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布朗提到，在过去三十年里，有几件事引发了中国对西方言论的质疑。

首先是苏联解体后，不怀好意的西方向俄罗斯强行灌输了一种经济和政治模式，导致俄罗斯经济遭遇了一场灾难，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

其次，是“9·11”袭击发生后，西方对中国态度的急剧变化。那场袭击发生时，布朗还在北京的英国大使馆任职。

“这起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再对中国说什么要遵守世贸组织义务……你们知道小布什吗，他此前一直拿中国要保护人权说事，这是一个巨大的价值观问题。”

“可是当美国受到攻击时，中国突然成了我们的盟友。我们几乎一夜之间就变了。”

他接着提到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我记得，影响极其深远的是，我们西方不仅是一些糟糕政治改革理念的传播者——要是中国听信了我们的这些理念，那将会是一场灾难，而且我们也是糟糕的资本主义者。”

“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国采用了某些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被美国及其他国家采用的资本主义举措，那中国很可能就半途而废了。”

“实际结果是，中国对此变得极为怀疑。”布朗说，“过去十年间，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方发生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件，这些都表明，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中国学习且行之有效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不再有任何好的模式了。”

至于出现上述情况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布朗提到了一段历史。

他说，英国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时代，还要追溯到19世纪末，那时英国拥有绝对的霸权，在中国大建铁路开采矿山，占据外国在华投资的七成。

“然而，那时我们从没谈到过价值观。”布朗说，“在国力居于巅峰时，我们并不希望中国成为像我们这样的强国。”

“我们想要什么？其实我们的政策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不希望中国变得太强大，乃至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因为太虚弱而崩溃。”

“我们受自身利益的驱使，这就是双方关系的历史基础。”他说。

“说实话，我们之所以对中国的现状和运作方式存在意见，就是因为我们居心不良。”布朗接着说，“从20世纪 90 年代起，一直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赌，赌最后中国会变得有点像我们，但又不会强大到成为一种麻烦。”

“但问题是，我们从未料到中国会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下取得成功，而这正是如今发生的事。”

布朗指出，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常状况”。

“我们对中国的不满在于，在我们自认为擅长的领域上，中国比我们做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是伪君子。”

讲话最后，布朗希望通过启蒙运动阐释西方对中国的矛盾心理。

“我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深受启蒙运动伟大价值观的影响。如果你看看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就会发现这些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三百年后的今天，作为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欧洲人，或者身处西方政治体系中、秉持启蒙文化的人，我们对中国依然如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