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和一个银匠出身、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柴颖堂同睡一张双层床的上铺。柔石没有棉被，就和柴颖堂睡在一个被窝里。而在女牢，黄慕兰的回忆是，“我们8个女工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睡的是像北方的火坑那样的大通铺，窗户很高，在里面根本看不见外面。”

龙华监狱男囚室

龙华监狱女囚室

由于住宿卫生环境恶劣，加之关押者很多是期限不定的“未决犯”，肺病、伤寒、肠胃病、风湿、水肿、贫血、维生素缺乏症等，便是狱中常发病，虽然有简陋的医务室，但药品很少，百病同喝中草药煮的“大锅药汤”，因此，饥寒倒毙、缺医瘐死时有发生。

最后一项是“行”，也就是交往，又有内外之别。由于在押人员失去了人身自由，对外接触的机会已经被完全隔断。虽然《淞沪警备司令部探视人犯规则》中也有“星期二、星期五之下午十二点半至三点半”的探监日期规定，但实际上探监是极为艰难的。1931年1月，丁玲的丈夫、“左联”作家胡也频被捕入龙华监狱，她和沈从文曾前往探监，深深体会到探监之不易。

他俩在铁门前等了一上午，好不容易看到胡也频出来，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丁玲跟到铁栅门边，又被看守挡住，理由是在租界被捕和涉嫌政治的人员，不许同家人见面。最后，丁玲好说歹说，托一个小军官模样的人为胡也频带进5块钱，还不知收到没有。

丁玲与胡也频

相较之下，监狱内部各牢房之间的犯人流动管理相对宽松。1929年3月下旬，郑超麟首次被押入看守所，发现十个“号子”(房间)的人可以互相往来。“看守所长或书记每日黄昏来点一次名，此外不来管你。你只要有钱，或能敷衍，看守兵可以同你做朋友，谈天，说笑话。”

1931年11月底在狱的张恺帆也回忆，白天允许犯人走动，气氛宽和；夜晚对犯人管理从紧，气氛阴森。“我刚进去时，表面上气氛还蛮松，互相能串串门，玩玩纸牌，允许看书，允许用笔砚。但一到夜间，气氛就森严了,几乎每夜都听到枪声、口号声,那是敌人在屠杀我们的同志。”

二、“扪虱诗社”：狱中浓浓文艺风

由于关押人员在白天可以有走动串联的自由度，所以那些热爱文学创作、喜欢讨论真理的革命青年仍有“以牢为”，继续施展才华的机会。其中，以“左联”成员最为忙碌。“柔石抓紧时间向殷夫学德文;胡也频积极收集材料,准备写小说。”尤其是柔石，交友自由，心态平和，生活充实。

除每天向殷夫学习德文外，就常与同在囚室的柴颖堂攀谈，要他把那些同志英勇牺牲的故事讲给他听。他把一根筷子劈开，夹上铅笔头，再用线扎牢，做成 “筷笔”，很快地做记录，尔后整理成文，编上号，把它包扎起来，打算将来出书。“平时，他不大谈自己的事，常常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将来要是能出狱，一定要更好地为党工作。”

“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

“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

牢狱内部管理相对宽松的氛围，还催生了一批爱好赋诗作词、联吟唱和的文艺型“政治犯”自发聚集，发起诗社，以创作与传播“狱中诗”而闻名。1930年代一度风靡于龙华狱中的“扪虱诗社”即由此而来。

据该社发起人之一、时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的张恺帆回忆，1933年10月下旬，他和同狱中爱好诗词的难友刘金吾、李一清、彭国定(即左洪涛)、黄金月、朱天纵、陈晶秋、陈宝箴、谢武潮、沈蔚文等八九个人，秘密组织一个诗社,戏称为 “扪虱社”。他们以诗言志，互相唱和激励，抒发革命情怀，其中既有白话诗，也有旧体诗词。

诗社中有的同志认识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左联”烈士，谈起他们就牺牲在这所监狱的围墙里，牺牲时如何英勇的情况，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于是，张恺帆便创作了一首纪念柔石等烈士的诗。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诗脍炙人口，感人肺腑，流传最广。它写成于1934年春龙华桃花将发未发之时。诗成之后，张恺帆把它写在床头的高墙处，由于他睡的是双层铺的上铺，较为隐蔽，不易发现，故未被敌人破坏而保留下来。

当时，抄录在墙上的诗词还有很多好诗，大家反复吟诵。如有一首沈蔚文为纪念胡也频而作的七绝同样真情流露，广为传诵。诗曰：

铁窗无语对黄昏，坐拥寒衾哭也频。墙外桃花红十里，长留颜色照英灵!

总体来说，“扪虱社”诗篇充分表现了龙华革命烈士在酷刑屠刀之下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讴歌了共产党人誓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崇高理想。

当年，张恺帆曾从众多的诗歌中选优抄录，汇编成集，共四五十首, 定名为《牢骚集》，托当时获释出狱的苏华带出去，转交给交通大学工作的胡斯星保存。据《张恺帆回忆录》称，“解放后,胡斯星把冒着很大危险保存下来的这本诗稿还给了我，由安徽省博物馆拿去陈列。”

三、秘密斗争与特别支部

龙华监狱生活的严峻考验，摧不垮革命志士积极乐观的精神和顽强斗争的意志。一些斗争经验较为成熟的共产党员善于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个别头目的腐败和贪婪，以及看守士兵的同情与理解，开展一系列巧妙的秘密斗争。其中，依托与看守士兵的友好交往关系，是较为可靠而常见的方式。

在不少人的回忆录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时的龙华监狱中有不少看守士兵对“政治犯”是充满敬意与同情的。

他们之中，甚至可能有一些是中央“特科”组织派人打入司令部内部，充当看守，以便及时掌握和传递被捕、审讯信息和监中相关情况。李逸民的《狱中十年》就提到，他在狱期间结识了一个同情自己遭遇的看守士兵，通过花钱酬谢的手段，托他传递信件，对外互通消息，进行秘密联络。

当时，托看守士兵从狱中传给地下党组织或家属的信件，都按照事先的约定送到互济会开设的一家铺子里。互济会的前身就是济难会，是北伐战争时期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组织的，大革命失败后改名“互济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专门负责营救被捕革命同志和慰问救济被捕、遇害同志家属的一个组织。

据黄慕兰回忆，“互济会的交通员接到狱中传出的信，通常会给送信的人5块钱作为酬劳。那时士兵的月饷只有3块钱(可买一担大米)，班长也只有5块钱。所以他们每个月替我们向外送一封或两封信，不但是帮助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也是一种外快收入……因此，我们在狱中就能做到内外联系不断，而且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在牢房里建立了与地下党组织经常不断的联系。”

193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期德黄慕兰

从组织载体来看，狱内的秘密斗争，主要是建立狱中特别党支部和“同难会”的基础上，以集体力量保护自己，掩护政治身份。龙华监狱秘密特别党支部，存在时间约在1928—1931年。

期间，担任过“特支”负责人的先后有宗孟平（中共江苏二大选出的省委委员，曾任吴淞区委书记）、宋文彬（被捕前为中共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吴丹凤、焦光华（被捕前为中共上海南市区委常委）、谢宣渠（被捕前为中共江苏省委兵委书记）。

在谢宣渠任 “特支”负责人之前，“特支”工作“有些‘左倾’盲动的作法，客观上几乎把在狱党的秘密工作都暴露在敌人面前。

此外，当时狱中“特支”领导下有一个“同难会”，会员主要为狱内中共秘密工作人员及被牵连的群众，统战覆盖面不广，这就与其他绑匪盗犯等形成鸿沟，甚至经常与之发生摩擦冲突，以致于“特支”之名，看守士兵都知道。

在此背景下，1931年5月，支部负责成员及在狱部分同志决意改组(表面宣布解散)“特支”。改组后，谢宣渠重新拟定“特支”的工作要点。

即保卫狱内外的党组织，鼓励狱中同志坚定革命立场，对党绝对忠诚；研究各人在敌法庭上的供词与应付威胁利诱和翻供的办法；把被捕同志的情况转告狱外党组织、家属及可靠亲友，设法进行营救；利用各人的关系获取食品、医药，以救济狱中患病和困难的同志。

在“特支”的策动下，在狱党员几乎全部带动起来，以巧妙的策动方法，使一般党员与受敌暗中指使的在狱盗犯都无法分清谁是策动领导人。更智慧的是，谢宣渠还将“同难会”改为“同难人”，提出了“狱中人都是同难人”“犯人维护犯人”。

党员以此语对待狱中的一切人，“同难人”由此成为狱中人团结斗争的共同口号，盗犯与政治犯的鸿沟逐渐消除，原先“左倾”盲动做法被纠正，狱中同志情绪稳定，无人动摇，风气为之一变。

四、结语

列宁曾说，“牢狱，是锻炼革命战士意志坚强的学校”。但凡革命烈士之生平，绝大部分莫不有此“必修课”。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无论是恶劣环境的磨砺，身体健康的折磨，还是心态情感的转变，斗争经验的成熟，都是灵魂与肉体的“大考”。对于龙华烈士来说，同样如此。不过，舍此之外，它还是龙华死难者一种深植人心，具有强烈精神认同的身份。

据《黄慕兰自传》称，“1990年‘七一’,在上海召开了龙华难友座谈会，与会者都是不同时期被关在龙华监狱的,不少同志直到全面抗战才出狱。虽然大家以前并不认识,但都有在龙华监狱斗争的经历,大家一见如故,都认为这是一生中的一段难忘的光荣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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