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

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模型为理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现象及其成因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在此分析框架下，企业的竞争行为选择受到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而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又存在内在关联和互动机制。

也就是说，企业之所以选择“内卷式”竞争，关键是市场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企业为适应市场结构变化而不得不选择低价竞争策略。一般而言，市场结构主要反映企业间的关系格局，包括企业数量、规模、分布、市场集中度、供求关系、竞争关系以及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

1、“双循环”背景下内外需结构变化

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演化深受国际市场变化、供需关系变化、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影响。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轨迹来看，1949—1978年，中国以重工业为主导，着重构建基础工业体系；1979—2000年则为轻工业“纠偏”阶段，以提高居民消费品供给为重点，逐步改善民生。自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融入全球市场，其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由2004年的8.64%持续攀升至2022年的30%左右，并于2009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的最大贡献国。相比之下，美国制造业份额自200年达到28%的峰值后持续下滑。这一趋势表明，中国制造业在结构调整和全球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规模的持续扩张，显著改变了全球制造业的力量格局。

中国制造业虽保持了巨大产能，但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增速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增速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型的关键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深刻变化，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发展战略已难以适应新的环境要求。为应对这一变局，中国亟须推动制造业从“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向“内需和创新驱动”模式转变。其中，创新驱动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机制在于对国内需求结构升级的有效响应。

从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内外需结构转换，面临外需减弱而内需承接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会导致企业陷入依赖价格战维持市场份额、压缩利润空间的“内卷式”竞争，进一步抑制技术升级与品牌发展。

资料图：央视新闻

2、平台主导型产业链重构的影响

在平台算法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作用下，制造业的市场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日益成为产业链中的关键枢纽。这些企业积极利用产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等，将平台企业作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关键主体，进一步挖掘其在“实数融合发展”及大模型研发过程中的数据资产价值，将“加速周转”效应与“价值提取”效应共同作用于制造企业利润率，从而在价值链中攫取更高比例的利润份额。

平台企业不仅深度嵌入制造业的市场运行机制，而且实质性地推动产业链结构由传统线性模式向平台主导型协同网络转变。例如，在家电、汽车等制造业领域，主导企业普遍建立起平台型协同网络，将零部件供应商、加工厂和经销商纳入统一的数据体系，形成以关键企业为节点的平台型供应链，实现对原材料采购、产品设计、定价策略、消费引导等多个关键环节的集成控制。

一方面，平台算法通过对用户行为、区域需求、供应能力等多维数据的智能化处理，实现动态定价与弹性供需调节，改变了传统制造企业基于长期合同或市场均衡形成的定价方式。另一方面，平台算法对消费者注意力和购买决策的干预，反过来影响了制造企业的生产行为。

由此可见，通过对供给端和消费端的双向影响，主导企业以技术、数据和流量为核心资源，重塑价格形成机制和供需匹配逻辑，不断巩固其在产业链中资源配置和价值分配的主导地位。这种以平台为中心的产业链重构，不仅打破了传统企业间基于市场规则进行横向竞争和纵向合作的边界，而且改变了价值创造和分配机制，使得主导企业更容易通过规模效应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其对产业资源的整合和配置能力。

与此同时，处于平台边缘地带的中小制造企业，在新型产业链条中逐渐丧失了对市场节奏和产品策略的主导权，被迫在这些既定规则下展开竞争，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风险。研究发现，竞争性垄断带来增长效应的同时也会存在较强的分配效应，不利于市场力量较弱的企业创新发展。在平台内部，它们面临着算法排序下的流量争夺和持续压价压力，形成激烈的横向“价格内卷”；在平台外部，又受制于头部企业在交付周期、成本控制和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制度性要求，承受纵向“链条内卷”，导致履约成本不断上升和议价能力不断下降。

平台算法主导下的产业链重构不仅改变了行业既有的定价机制和产品供需逻辑，还改变了传统企业之间以产品和成本为核心的竞争逻辑，更深刻影响了制造企业的行为选择和组织模式。

3、不同规模企业数量变化的影响

在市场竞争中，制造企业利润空间受以下五种力量的制约：新进入者威胁、替代品威胁、供应商议价能力、客户议价能力以及现有竞争者之间的博弈。

中小企业在供需链条中议价能力较弱，面临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下游渠道压价的双重挤压；而同行之间则通过压低价格、加快交付等方式争夺市场，导致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这种高度依赖低成本博弈的企业行为，本质上加剧了制造业内部分化和资源错配，从而导致行业整体“做大但做不强”。

从制造企业规模结构看，近些年市场结构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新增了大量小型企业，而中型企业数量明显下降，大型企业数量大体保持稳定。这种市场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小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大型企业本身可以依靠资本和技术优势向上下游渗透、挤压中小型企业生存空间的情况，仅是小型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及其在产业竞争中处于附属地位、缺乏议价能力和创新资源这一点，也会导致竞争更多集中于低附加值环节的“生存战”，这必然会导致小型企业之间更倾向于“价格内卷”。

总体而言，大中小型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生态位。大型企业因技术、资本和平台优势更易受益，而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则深陷价格战与低附加值竞争的困境。由于设备和技术改进的投资分布不均，叠加平台主导型市场结构，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压力不仅源于其规模劣势，更来自其在市场结构中的附属和边缘地位。

当前，数字化转型并未带来全面均衡的发展机会，与拥有资源、技术和数据优势的大企业相比，大量中小型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投入能力、数字基础设施及技术积累，难以有效跟进技术更新和模式革新，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此外，在政策资源配置层面，地方政府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吸引大型企业的投资，支持具备规模效应和财政贡献的大型企业，容易忽视中小型企业在创新链条补位、就业吸纳和区域均衡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一政策偏向进一步强化了大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使其通过补贴、信用资源和规模优势主导产业规则设定，并压缩上下游利润空间，形成“强者恒强”的竞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