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2021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其实对各个基层组织部门人员应该怎么做，是有明确要求的，但这些要求没有成为一个立法层面的法律制度。所以要求归要求，如果基层干部没有按照要求做，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给他们加上法律的责任。那么我们说这种要求就不带牙齿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带牙齿的制度来进行操作。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刑法上确实是有一个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它是将这个罪的最高刑期作为刑法上的追诉时效期。对于任何罪名都存在追诉期的问题，拐卖类案件也是如此。但具体衡量就又要考虑数罪并罚的问题了。

在收买被拐卖妇女后，犯罪嫌疑人如果还触发了其他的犯罪行为，那么就要另外考虑追诉期的问题了。以小花梅的情况为例，我们看到小花梅是被链条拴着关在小屋里的，那她的收买人就涉嫌非法拘禁罪了，这是现行的罪，并且还在持续发生。

另外，从司法鉴定的角度上来说，小花梅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得这个病有一定年限了，但是她最小的孩子在2020年1月出生。对于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她是没有性同意的可能的。收买人如果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那就涉嫌强奸。而这也是一个新发生的罪行，肯定还在追诉期内。

所以，我们要这样动态地理解追诉期的问题。

刑法中对“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

观察者网：小花梅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时，如果发现被害人出现精神障碍的情况，该如何进行法律援助？

黄绮：依照官方通报说的小花梅目前的病情，她应该已经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了，对于这样一个行为能力不完整的人，我们第一步需要为她确定监护人。

法律规定首先是考虑配偶，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她的配偶显然完全不能被考虑。然后就要考虑她的成年子女是否能作为监护人的候选人。还有，她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也可以作为候选人。确定候选人之后，就要根据候选人的意愿，并考虑他们的能力是不是合适，由此来选择监护人。

如果说没有合适的监护人的话，那么其实在监护制度的规定里面，最终托底的就是我们的民政部门，也就是说民政部门成为监护人。

明确监护人以后，那么以她的名义来开展各类救助也好，法律行为也好，就有可能启动了。

在法律层面确定了监护人之后，接下来就应该由监护人来为她启动一些其他的法律程序：比如说她的婚姻状况应该怎样去处理？目前通报还是认可她的结婚证的，那么结婚证最终应该怎么样来认定？到底应该确认无效，还是说确认应该解除这样一种婚姻状况？这个也是下一步要走的。

现在她的“丈夫”董某已经被控制了，最终会被刑事处罚。但是落在小花梅身上的伤害，从小花梅的角度来说，监护人是有权为她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或者专门去提出民事赔偿的。后续诉讼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法律援助。比如说相关单位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诉讼费也可以由法律援助单位处理，起诉的过程当中，检察院还可以支持起诉等等，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跟进的。

《盲山》剧照

观察者网：围绕您这次的提案，您还有想补充介绍的内容吗？

黄绮：我还在提案中呼吁的一个内容是，应该把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名恢复到1979年的拐卖人口罪。

我们1979年的刑法规定的就是拐卖人口罪，后来在拐卖人口里面比较严重的现象是拐卖妇女儿童，所以1991年的时候就把这个罪名改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同时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也入刑了。

这么多年以后，其实我们发现在被拐卖的人口里面，有女性，也有男性。比如说黑煤窑事件，就有很多男性的劳力被拐卖；还有国际贩运人口的链条当中，很多被拐卖人口也是男性。所以这种情况下，光说拐卖妇女儿童，这个罪名就不周严了。包括《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针对的也是广义的拐卖人口现象，而不仅仅是妇女儿童。

所以，我觉得立法上面要把这个罪名完善起来，然后才是加重刑罚，以及我们刚刚谈到的强制报告、广泛排查、司法救助，等等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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