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国产咖啡，都离不开这些把毕生精力投入咖啡事业的前辈

咖啡从种子发芽到成树、结果，周期一般是三年。1955年前后，种植在潞江坝的咖啡终于挂果。

1958年，保山籍爱国侨领梁金山从云南热经所培植的咖啡豆里选了一些，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何香凝女士品尝。何香凝在回信里致谢：“咖啡味道甚好，已转本委各负责人同志品尝……在云南发展各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都有无限前途，望继续为促进云南的各项生产事业而努力。”

云南咖啡，由此受到外界的关注。

在我进入热经所之前，已经有好几代农业科学家投入新中国的咖啡事业。除了张意所长、我的老师马锡晋，以及曾庆超研究员外，还有育种专家李兰芬、种植管理专家革家云、咖啡土肥专家张星灿、咖啡病虫害研究专家汤仙芝，以及最早发明咖啡脱皮机的李超等。

是他们把1949年前种植在边民庭院里的观赏植物，经过科学培植育种，变成了适宜现代化生产管理的商业农产品。

说句不夸张的话，如今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国产咖啡，都离不开这些把毕生精力投入咖啡事业的前辈。

20世纪60年代，咖啡出口受阻，中国的咖啡产业再次进入停滞期。到20世纪80年代，国门再次打开，我人生中第一杯速溶咖啡，是大学时喝到的。

实打实的咖啡种植，与咖啡厅里的小资情调绝不是一回事。我们搞农业的，不能离开土地，我常常和咖农们一起抽烟喝酒，种咖啡，喝咖啡。

潞江坝的阳光，把我和咖农们晒得一样黑。长时间的野外作业让我有大量机会看到，精致的咖啡文化背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另一面。

第一批20多只麝香猫运到的当晚，就死了三只。相当于一晚上赔了1万元

咖农王文昌，是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优秀咖啡种植者之一。他的祖辈都是农民。在接手了家里的20多亩玉米地之后，他砍掉了其他农作物，专心种起了咖啡。

一段时间后，王文昌和很多咖农的咖啡地都出现了“叶锈病”，咖啡叶子成片成片枯黄凋零。“叶锈病”之前在国外很多咖啡产区爆发过，是一种真菌感染。对咖农来说，这个从未见过的植物病害，搞不好会让一年白忙活，甚至颗粒无收。

当时，我们一方面培育抗锈病的新品种咖啡，一方面查阅大量论文，和咖农们一起实践，硬是用硫酸铜和生石灰调配出了国外论文里提到的一种杀菌剂：“波尔多液”。

把带病的咖啡枝条剪下来烧掉，给未染病的咖啡树喷上“波尔多液”，王文昌家的咖啡树保住了！

但这么做提高了咖啡种植的成本，王文昌又开始动脑筋——怎样才能提高咖啡产品的溢价，而不是几块钱一公斤的廉价卖给收购商。

有一年，王文昌在上海旅游时喝到猫屎咖啡，他来了灵感。回来后，他尝试用咖啡豆喂高黎贡山的果子狸。把果子狸的排泄物冲洗干净后，晒干得到咖啡生豆，有经销商愿意高价收购这种豆子，但还缺少一些麝香猫咖啡特有的醇香。

王文昌到处找关系，办了相关执照，真的从缅甸搞回一批麝香猫，圈养在咖啡园里。他告诉我，一只猫当时的价格是3000元人民币。在“万元户”就了不得的年代，为了做出真正的猫屎咖啡，王文昌把身家性命都压上了。

第一批20多只麝香猫运到的当晚，就死了三只——相当于一晚上赔了1万元。王文昌找我们求助，可我们是研究植物的，对养殖业也是外行。

事实证明，没什么能难住我们的咖农。在渡过了最初的难关后，麝香猫终于适应了高黎贡山的气候和环境。中国最早的麝香猫咖啡庄园，就这样诞生在潞江镇。

如今，王文昌的咖啡园里已经放养了100多只麝香猫，女儿王秋丽毕业后也回村帮他一起养猫、种咖啡，算是“后继有人”。

像王文昌这样靠咖啡发家致富的咖农还有很多，如番啟佐、谢显文、郭文魁、赵洪毕、李府决等人，已由传统农民向新农人、向农民企业家华丽转变，他们不仅个人致富了，还带动了一大批咖农共同致富。

看到我们的咖农干得这么有声有色，我由衷地高兴。

一个比利时越洋长途打到所里：潞江坝的咖啡，得奖了

更让人高兴的是1993年11月10日——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比利时越洋长途电话打到所里：潞江坝的咖啡，得奖了！

在那年的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由我们云南热经所选育，由当时国营潞江农场栽培的咖啡获得了金奖。证书后来寄到国内，至今保存在保山。

“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很多人比较陌生，它每年给全世界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团队和产品颁奖。在此之前，世界各国对中国咖啡尤其云南咖啡的认知非常有限，获奖证明世界咖啡业注意到了云南这个新兴产地的魅力。

30年后的今天，尤里卡金奖，依然是中国咖啡史上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奖。

这个奖拿回来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两周年前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外面的世界也对欣欣向荣的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哪怕身处云南一隅，依然受此恩惠。